关于劳动报酬权的优先权属性

按照债权平等原则，一般债权之实现，被认为不会出现事实上的冲突。即使出现冲突，也应按债权所占的份额，按比例在同一顺序中实现。而当出现物权与债权实现的冲突时，按照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优先实现物权。在此情况下，并不存在一般债权的优先性问题。但现实的问题是，有些债权具有权利的独特性，或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如税收，或涉及为债权实现而支出的公益费，如破产费用，或涉及推行社会政策和生存保障如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用等。法律有必要为其设定一种优先于一般债权、甚至物权的效力。这种效力就是特定债权的优先性。就劳动报酬而言，其优先性涉及如下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劳动报酬与同种性质之债如社会保险发生冲突时如何顺位；二是劳动报酬与共益费用、国家税收等发生冲突，彼此之间的优先性强弱如何确定；三是劳动报酬较之一般物权是否均为优先；四是劳动报酬与担保物权冲突的优先权确定。另外，不同工种所涉的劳动报酬冲突时是否也涉及优先权的问题。因此，劳动报酬具有特定之债的优先性特征只是一种抽象表述，其具体表现仍需进一步研究。

2．具有社会性权利的法定特征

社会性权利是法律调整具有社会群体利益关系而产生的权利，权利的享有主体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弱者。形成这种弱者的原则，被认为是自由经济和功利价值观念作用下的产物。权利的实现手段主要依靠公法的干预。因此，社会性权利自由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就社会权所涉的劳动报酬权、就业权、环境保护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等，无不体现着权利保护的法定性特征。这种法定表现在：从权利的来源看，它不是通过当事人的协商而约定的，而一般债权都往往出自契约当事人的约定；从权利的内容看，核心是基准法律规范，并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从权利的性质看，具有不可让于性。存在着由“契约到身份”的法律观念的再转变（当然，并不是“从身份到契约”的简单回归）；从权利的规范形式看，表现为以强行法为主，以任意法为辅的特征。基于劳动报酬权的社会权法定性特征，其优先权也赋予了法定性内容。这就要求劳动报酬权与其他各种不同性质权利发生事实上的冲突时，只能采取法定解决办法，排除意定方式，增强优先权的效力程度。在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劳动报酬权作为一种社会权，除了权利客体的财产性外，还有若干方面的积极性权能，如工会对劳动报酬权之维持、政府公力行为之保护、罢工以争取实现劳动报酬等。这些作为劳动报酬权侧面的权利（请求权），在其基础权利（劳动报酬）确定为法定优先权的前提下，是否也应理解为属于法定优先权？我们认为，劳动报酬权确立为优先权，主要在于其具有特定之债的基本内容，其请求权是确定的、可实现的财产标的。因此，虽属社会权范畴，但可以债法之理念必制度实现。至于社会权体系诸如政府之公力保障、工会对劳动报酬权之维持，还有其他积极性社会权利如就业权等，虽也可设定优先权，但其优先权的内容与此比较则有很大区别。

三、劳动报酬权作为优先权的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至少涉及子以下内容：一是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关于优先权立法规定；二是我国目前优先权的立法；三是我国劳动报酬权作为优先权的立法思考。由于受罗马法的影响，大陆法系合国，尤其是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均将优先权制度规定在民商法体系中。但各国的具体立法模式都采取了不同的体例安排。《法国民法典》将优先权与抵押权共同规定于第3卷的第18编中，质权单独规定于第17编中。《日本民法》将优先权（先取特权）与留置权作为两种法定的担保物权规定在物权编。《意大利民法典》将优先权置于第6编（权利的保护），独立于所有权编与债编。而在具体名称和分类上，法国民法将优先权分为一般优先权和特定优先权。一般优先权分为一般动产优先权和一般不动产优先权；特定优先权分为特定的动产优先权和特定不动产优先权。日本民法将先取特权（优先权）分为一般先取特权、动产先取特权、不动产先取特权三部分；意大利民法将先取特权（优先权）分为一般先取特权和特殊先取特权，一般先取特权分为动产生取特权和不动产先取特权；特殊先权特权分为特定动产上的先取特权和特定不动产先取特权。从以上分类可看出，几个主要国家在优先权制度分类上是基本相同的。而关于劳动报酬的优先权立法，法国法归入一般动产优先权，即劳动报酬权与其他债权发生冲突时，首先以债务人的可支配的动产清偿；日本法归入一般先权特权，劳动报酬权与其他债权发生冲突时，以其债务人的所有动产先取受偿。我国台湾《基本工资审议办法》规定，在雇主破产时，工资有优先受偿权。但优先受偿之财产为雇主按法定缴纳的势偿基金的部分。由此看来，台湾的劳动报酬的优先债权也归入动产优先权。国际劳工组织1949年通过的《工资保障公约》（第95号公约），在其第11条也规定了工资的优先权。并提出了优先权的顺序，“即凡属特别优先清偿债务的工资，应在普遍债权人平均分资产主张确立之前，全部清偿之。凡属特别优先清偿债务之工资，与其他特别优先清偿债务上的优先顺序，应以法令规定之。”纵观以上各国立法，关于劳动报酬的优先权规定的共同性为：第一，劳动报酬权作为特定债权，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重视，并基本上作为一般动产优先权的一种，特殊条件下即动产无以全部清偿劳动报酬时，不动产才可作为债权行使，如《法国民法典》第十八编，《日本民法典》第二编第八章、《意大利民法典》第六编第三章。第二，以上各国立法对劳动报酬的优先权赋予了较强的优先效力；在一般动产优先权项目中，劳动报酬仅列于共益费用、债务人有限度的生活费、疾病治疗费及债务人丧葬费后；同时，劳动报酬在作为不动产的一般优先权与设定在同一不动产上的特定优先权发生冲突时，虽规定为特定优先权优于一般优先权，但海商事海难救助中的船员工资优先于任何特定动产或不动产优先权。第三，在具有共同劳务报酬性质的雇工工资、承揽人酬金、运输费用、保管报酬、自由职业者报酬、代理人的代理费等项目中，劳动报酬均优先于其实现。

可见，法律不仅赋予了基于劳动力支付关系而形成的劳动报酬优先权，而且，这种优先权比基于以物的占有、交付等形成的物权甚至担保物权更优先。各国立法对社会政策的贯彻与社会弱者的保护足以鉴证。

我国关于劳动报酬权的优先权立法，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从我国现有的关于劳动报酬的优先权立法中，可基本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劳动报酬作为优先权内容，仅次于诉讼费用和共益费用，但与社会保险费用在同位次。这与以上几个主要国家的立法相同，法律同样赋予了劳动报酬权一种特权，这对实现劳动者的生存权提供了坚实保障。第二，我国立法对劳动报酬基本上采取了一种较狭义的界定，即只限法律调整下的职工工资，其他特殊劳动关系（即民法上的劳务关系）的劳动报酬均未赋予优先权。第三，基本上归类于企业解散、破产清算时优先权顺位。而且，对劳动报酬权与其他特定物权优先的冲突未作规定。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中规定了担保物权优先于劳动报酬权。第四，劳动报酬的优先权只笼统归结为对企业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实施优先受偿。第五，对劳动报酬的形成时间未作限定，与以上几个国家对其均有限制不同。如日本法，对享受劳动报酬优先权的形成时间分别规定为清算前的最后1年或3个月。我国台湾《劳动契约》规定为破产及歇业前1年，《德国破产法》规定为破产前1年等。

以上分析可看出，我国已经基本上确立了对劳动报酬进行特权保护的优先权制度，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民商法典，对这一特定权利的保护显然是不成体系化的。而且，劳动法也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我们认为，立法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劳动报酬优先权进行完善：

一、确立劳动报酬权的优先实现原则，并写入劳动法。这一原则既应体现在民商法律体系中，为解决劳动报酬权与其他特定债权之冲突、劳动报酬权与物权优先权之冲突提供适用准则，还应体现在劳动法中，从而丰富劳动权利体系的内容，为工资法律制度提供理论基础。就目前劳动法学界所共认的工资法的基本原则看，只强调了工资的按劳分配、工资的用人单位自决下集体协商、工资的宏观调控与支付保障等。这些原则只强调了单一劳动报酬权的法律定位问题，并没有揭示多个不同性质的权利与劳动报酬权发生冲突时的权利位阶。也许有些学者会认为权利冲突的解决不属于劳动法的任务。我们强调的是，劳动法作为劳动权利保障法，它必须使劳动权的实现原则达到完整化。也就是说，劳动报酬优先权可以通过民商法规定的顺位来实现，但民商法优先权顺位（关于劳动报酬优先权）的指导思想应来自于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劳动法必须通过自己的原则伸张，来揭示劳动权本位。

二、立法应明确劳动报酬权为一般优先权。由于我国目前民商法律并无专门的优先权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或多或少以现有的实证分析为主。就实证层面看，以上列举的我国诸多法律中关于劳动报酬的优先权应归类为一般优先权，即劳动报酬可在债务人所有动产上或不动产上优先受偿。但由于工资的性质，应考虑首先以债务人的动产受偿，不足清偿时，以一般不动产受偿。关于劳动报酬优先权与其他物权优先权的顺位，应是值得重点审量的问题。从日本法和意大利法的规定来看，两国法均将劳动报酬权规定为一般先取特权，但在处理其与物权优先权的冲突时，却采取了不同的顺位。日本法规定顺位的原则是：特别先取特权优于一般先取特权。这样，劳动报酬权与担保物权冲突时，只能在特定动产物权或特定不动产物权受偿后，才可行使一般优先权；而意大利法顺位的原则是：除诉讼费用的债权优先于任何其他债权（即使这些债权设定了质权或抵押权）外，一般性工资、保险及各种酬金等一般先取特权优先于其他债权。这种立法的不同态度，表明了各国通过法律推崇社会政策的不同价值理念。我们认为，解决这一对冲突应采取特别优先权优于一般优先权的原则。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的相关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已贯彻了这一原则，将担保物权直接规定为“别除权”，优于一般债权（劳动报酬权）先予实现；另一方面，“就动产而言，动产的特定优先权通常是基于占有赋予的，并且这种权利也体现了对劳动或劳务的保护。就不动产而言，不动产的一般优先权通常体现的是对劳动者受偿权的保护，但特定优先权的行使也保护了建筑商以及雇员的劳动受偿权，两者比较，优先保护建筑商及其雇员的利益显得更为合理。

三、设定劳动报酬优先权的时间界限。《日本民法典》将职工分为农业劳役人和工业劳役人：“农工业劳役的先取特权，就农业劳役人最后1年间，工业劳役人最后三个月的工资“，台湾《劳动契约》第29条规定：劳动报酬于雇方破产及其歇业前1年内已届给付期者，对于雇主财产有最先请求清偿权。《德国破产法》规定，于雇主破产时，破产前1年到期的工资、红利、退休金及基于劳工关系而产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概优于一切债权及抵押权等受偿。另外，《法国民法典》也有相同的规定，概以上各国法设定劳动报酬优先权的时间限制，旨在防止对这一特权的滥用。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对此均未规定。我们认为，以一个合理的期限来限制劳动报酬的优先权行使是必要的。这并不是因为劳动报酬是以时间长度来衡量，具有可操作性特点，而是因为这一社会性权利本身还蕴含着自由权的属性，法律的过度干预将会失去这一权利存在的基础。在具体设计这一期限时，则必须针对我国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及劳动报酬支付中的实际，应略长于以上各国立法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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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赵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