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福利病不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当然，我这是从总体上下的结论，这一结论并不否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确实存在着局部的、个别的保障过度问题。如个别乡村因发展迅速而正在重复计划经济时代全面保障的福利模式，个别项目对部分成员的保障水平确实偏高。但局部的、个别的问题却不能作为国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性因素来考虑。如果这样，我们就完全可能因为担心患福利病而对现阶段社会保障的严重不足而视而不见，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就会被长期忽略，整个经济社会将长期隐入不协调、不和谐的状态，社会风险将持续膨胀，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国家的健康持续发展。事实上，我们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受害怕患福利病的影响，已经丧失了促进社会保障及相关制度健康发展的一些机会，并因此而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损害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上述观点是我一贯的观点，我赞成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未来不要患福利病，但现在值得我们关注和忧虑的绝对不是什么福利病问题，而是如何加快这一制度建设以尽可能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增进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安全感与信心，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健康、和谐地向前发展。

我要发表的第二个观点，我们国家不仅远不到患福利病的时候，而且已经处于一个劳动关系严重失衡的时期。资本的势力日益强势化，劳动者因地位在持续下降而表现出社会保障相当欠缺。这种现象当然有着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的背景，但也与我国目前存在的对资保护过度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不足的客观取向有关。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地为了加强引资力度而不断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各种优惠政策不断出台，而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明确规定必须提供的劳动保护、必须参加的社会保险等在许多地区客观上得不到真正的落实，不仅劳动时间被肆意延长，劳动者应当获得的劳动报酬亦常被拖欠，一些劳动者还被迫与雇主签订生死合同。在社会保障方面，不仅农村劳动者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在城市务工的逾亿农民工也没有社会保障，灵活就业的数千万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因就业方式的改变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即使正规就业的劳动者亦有许多因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工作而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或者只参加了个别项目的社会保险，劳动者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险是一个不必隐讳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GDP在持续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国家财富蛋糕在持续变大，但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的，它揭示的是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按劳分配的份额在持续减少，而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所得却在大幅度上升，一部分人的财富在急剧积累。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客观地反映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强弱地位。当然，我还可以举出我近几年调查所了解到的许多具体的实例，但上述两个方面的普遍性的事实，完全能够确立这样一种结论，即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是明显不够的，这是劳动者地位下降和社会保护不力的结果。

我要讲的第三个观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风险正在持续扩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劳资冲突等正在急剧演变之中，如果不重视、不警惕，不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缓解，国家就可能要出大问题，国家的发展计划与战略目标就可能要受重大影响。而在化解当前的社会矛盾的措施方面，显然不是要限制社会保障或福利，而是要加快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适应平衡已经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这显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举措。要改变社会保障严重不足的局面，要使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走向相对平衡，就必须重视社会保护。在这方面，我提出几点主张：

第一，必须确立社会保障公平的价值取向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取向。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市场经济天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天然追求公平。没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市场经济，因为资本具有吸血的天性，无论掌握在谁的手上，都会是哪里利润高就会自动地流向哪里，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外资涌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可以得到见证，而且从个人在股市上的投资取向也能够得到见证。因此，市场经济与市场机制讲效率至上我是赞成的，因为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我们不能要求资本具有道德的色彩（当然，我们应当要求资本的所有者具有社会责任）。然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恰恰是为了弥补市场经济失灵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如养老保险是为了平衡代际之间的养老负担，医疗保险是为了化解人们的疾病风险，济贫制度是缩小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差距，灾害救助是国家与社会对遭灾者的援助，等等。社会保障项目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了缩小社会不公平、创造社会公平并维护社会公平的特色，这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天性，也是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如果说我们在改革之初，因为要矫正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而采取了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并演变为政策取向，那么，经过近20多年来的矫枉过正，现在是到了应当恢复理性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使整个经济社会走向协调、和谐的发展道路。

第二，我主张适度节制资本，扶助劳工。这句话不是我的发明，是孙中山先生早就明确提出过的政策主张。如果正视我国已经失衡的劳动关系，以及正在不断出现的劳资冲突及相关社会问题，我们就应当认识到中国已经走过了类似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从中国的发展战略出发，我们要跻身先进国家的行列，不能仅仅依靠过低的劳工成本，或者一味地强调所谓劳工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并将这种所谓优势异化为不要劳动保护、不要社会保险。如果我们客观地注意到国际竞争形势，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竞争力真正强大的国家都是劳工成本较高的国家，是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国家。在劳工成本高的背后其实是人力资本投资高、劳动者素质高、产品技术含量高，技术且只有技术才能够形成核心竞争力，而支撑它的当然是素质高、劳工成本高的劳动者。我们不能总是依靠低技术含量的加工业等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为这种所谓的优势绝对不可能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应当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资本，在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正当且合法权益的同时，一定要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险制度并切实执行国家的劳动保护政策。在一个劳动关系严重失衡的国家，迟早是要出大的社会风险的，因为强弱力量对比走向极端必然酿成大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危机。因此，我认为适度节制资本的势力膨胀和扶助劳工，其实是为了国家更健康地可持续发展。

第三，扩大投入，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我已经在前面阐明了我的观点，即我国的社会保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投入多了而是投入少了。国民经济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绝大多数人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并存的事实，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表明了我国应当扩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按照尽快建立一个没有漏洞的社会安全网和不断增进国民福利的目标来制定我们的政策。当前的重点应当是迅速完善对低收入家庭的援助政策和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在对低收入家庭的援助政策方面，仅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不行的，因为它只提供有限的食物保障，而贫困家庭事实上还面临着子女教育贫困、疾病医疗贫困与住房贫困等多重贫困问题，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救助系统；在面向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方面，应当尽快推进扩大覆盖面的工作，可以对现行制度做相应的调整，如全面确立工伤保险制度并覆盖到全体从业人员，允许灵活就业的劳动者用灵活的方式参加社会保险，面向农民工分类分层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迅速完善医疗保险制度以解除人们的疾病忧患，等等。因此，政府必须持续扩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并利用相关政策措施来调动各方面投入福利事业的积极性。我们国家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与国家财政实力的快速扩张已经使我们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已经能够支撑起一个水平虽然不高但不应当有漏洞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不足的事实表明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任务相当繁重。

总之，我今天讲的观点是十分明确而具体的，即我反对现在对福利病的敏感以及因此而妨碍我们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同时也反对要保持什么劳工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我们虽然应当对福利病保持警惕，但我们国家还远没有到患福利病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还根本没有资格得这种富贵病。恰恰相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亿万国民对社会保障的渴望与需求，是失衡的劳资关系与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需要通过社会保险及相关措施来缓解，不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需要社会保障来协调与维系。因此，我们需要加快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重视构筑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护网，这个制度或保护网在现阶段可以是低水平的、多层次的或者是多元化的，但不能有漏洞。确保城乡居民不因陷入生活困境而绝望，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或社会保护网的最低目标，而更高的目标则是在承认合理的差距的同时，促使整个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最高目标则是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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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赵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