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连被曝光的留守儿童悲剧事件让杜爽特别担心，这位长期从事教育公益事业的北京歌路营公益组织总干事认为，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悲剧展示了留守儿童高危的一面，在这背后，孩子们更多普遍性的需求没有解决，极端事件还有可能再次发生。下面跟着佰佰安全网小编来了解一下如何防止留守儿童悲剧的发生吧？
事件回顾：
今年6月9日发生的4名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中，年纪最大的孩子正是杨小琴的学生，事发前3周，杨小琴到这个学生家家访了4次，事件发生后，她接到了等待调查结果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的通知。
处于舆论关注中心的贵州省毕节市相关部门也感觉“压力巨大”：一方面是在关爱留守儿童过程中不断加码的工作量，让乡村教师和基层干部超常规工作，身心疲惫；另一方面接连发生的四名儿童喝农药自杀、两名儿童被杀害等极端事件，又让舆论质疑政府和学校到底在如何作为。
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田坎小学教师杨小琴说，除了上班期间的教学、批改作业外，下班后的大量时间要用在走访留守儿童家庭上，很少有自己的业余生活，“精神一直不放松，经常很紧张，怕孩子们出事。”
面对政府、学校、老师、社会同时感受到的紧张氛围，杜爽认为，长此以往未必有利于推动问题解决，“人的关系越放松时，越有可能亲密，目前全员紧张的状态没有好处。”
杜爽和同事们曾经给留守儿童做了一项心理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师生关系”和“别人总说我不好”是受访者最重要的心理问题。
杜爽认为，这也折射出紧张氛围和心理问题是现在留守儿童身上重要的问题，如果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会成为各方之间的润滑剂。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乡村幼儿园留守儿童发展支持调研报告》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状：在获得过外界支持和帮助的地区中，提供支持和帮助最多的是政府，占比为18%；其次是社会组织，占比为11%；第三是志愿者方面，占比9%。这意味着，受访的留守儿童接受社会帮助仅只有一成左右来自社会组织。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这个比例太低了。
解决留守儿童安全问题需多方合作：
佟丽华认为，进一步强化父母的监护责任、专业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政府做好监督和违法行为干预，是推动留守儿童问题解决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单靠政府就能把事情做好是不可能的。”
佟丽华建议各级政府应该在“十三五”期间推动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县实施“一十百千万”工程，即在每个实施县培育、孵化一家专门尽心从事儿童保护工作的社会组织，每个社会组织有十名专职工作人员，这些专职人员应具备社工、法律、心理学等专业知识背景，同时发展出百千万志愿者参与其中，在专业社会组织的指导下开展留守儿童关爱工作。
“市场化运作这样的社会组织，政府出钱购买专业的服务，并监督服务是否到位。”佟丽华说。
杜爽提醒，专业的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明显有别于志愿服务，也不能把社会爱心组织和专业社会组织直接画上等号，“能否根据大规模的需求，拿出合适的解决方案，考验着社会组织的专业性。”
杜爽认为，目前还需要社会组织提高自身专业性，能够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创新出更多方法，以满足大规模、低成本的需要，一些引导性的基金也应该更加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杜爽同时建议，率先关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独居群体”，“找到他们并建立档案，评估他们的心理状况，这非常重要，这个群体是留守儿童群体中最高危的。”
《乡村幼儿园留守儿童发展支持调研报告》显示，在乡村幼儿园留守儿童中，58%的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
从毕节市委宣传部得到的数字显示，毕节市曾经排查出全市有374187名留守儿童，其中无人监护的5521人。毕节市曾经选择劝导父母回乡监护、委托亲临监护、集中救助管护、乡干部或老师临时帮扶代管等四种办法帮助这5521名儿童。
在杜爽看来，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的作为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专业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其中，可能效果更好。她呼吁毕节当地的社会组织尝试开展一个“独居儿童父母返乡支持计划”，由社会组织整合力量，在独居儿童的父母一方返乡后，提供就业创业扶助和技能培训，让独居儿童感受到父母情感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连接。白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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