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允许实行普遍二孩政策，政策规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多次改革，下面本安全网专注于公共安全常识的小编就为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改革。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一直处在演变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快速增长，民众生育观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则是主张“人多力量大”，“人越多越好”论占主流。经历1959年-1961年的天灾人祸，中国才开始注意人口控制问题，但直至1972年以前，基本还是放任自流。不过，在50年代，如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经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但这一派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很快就销声匿迹。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样，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在这一时期，是“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人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中国的“适应人口”规模。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无不认为应该实行人口控制。
第三段大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很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力，不再聚集于人口过多，而是担忧因生育失衡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的影响。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是是非非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以近整版篇幅，发表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田雪原的一篇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
这，还得从马寅初的那篇《新人口论》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提高，我国迎来了第一波人口过快增长时期。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提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因此，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但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关于控制人口的主张，遭到围攻和批判。《新人口论》被批为“仇视劳动人民”、“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人民进攻”。
再加上从195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被搁置。
这样的结果是，1962到1973年，中国经历了又一轮生育高峰，总出生人口达3.2亿。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
虽然如此，人口研究仍是长期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必须首先面对这一桩公案，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为新人口论平反”，3月10日，田雪原说，在这种情形下，1979年8月5日，他的一篇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以此为契机，田雪原接连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批驳了人口越多越好的“人手论”，“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等的禁锢和教条，对当时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起到了推动作用。
计划生几个最合适?
控制人口要实行计划生育，而如何计划，这是个问题。
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而其中，计划生几个最合适，才是政策的核心。
两年后的8月21日，卫生部在向国务院写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后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
不过，“中国的人口增长像一辆已经开起来的汽车，有很大惯性，靠它自己慢慢停下，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田雪原说。
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受到“人多了”。
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国家在1978年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表明要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的态度。
同年3月，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其中的措辞是“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一年后的12月中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时任副总理的陈慕华在会议上提出：“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当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也在那一时期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他和同事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最终，他们计算出，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
随后，宋健与田雪原等人合作，进行人口预测。
这一预测结果被国务院主管领导送到了中央政治局，立即引起了中央重视。
开会研究“只生一个”行不行
1980年3月，北京依然春寒料峭。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关乎全中国每一个家庭的会议正在召开。
在中央看到田雪原等人的人口预测后，中央书记处就委托中办，于1980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中央在人口问题这个重大决策前多方听取意见，尊重科学、民主的力度是空前的”。田雪原记得，那天参加中南海的第一次会议的人员，有计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的领导，以及十几位专家学者。
中央领导要求，计划生育要快一点见成效。所以会议上，大家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只生一个孩子，到底可行不可行。
会上，与会人员发言热烈，很多人用了“失控”一词来评价当时的人口增长势头。上街、逛商场、坐公交，大家都感觉人太多了，但是只让生一个，又嫌太少，这是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
田雪原回忆，前后5次会议，具体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人口素质，会不会导致下一代中国人的智能水平下降?因为当时有普遍看法认为，第一个生的孩子比较憨厚，后头的会更聪明。
第二个问题是生育率城市低、农村高的特点，会不会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继而影响城市化进程。第三个问题则是对“四二一”结构(是指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有他们的一个孩子)的论证。
随后的讨论过程和结论，带着浓重的改革开放后的色彩。
首先，经济学界高度统一的看法认为，纯粹的计划经济搞不下去了，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那么，夫妻生的第一个孩子，并不一定是头一个怀的孩子。
对于城市化的进程，大家也非常乐观，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将不主要依靠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的此消彼长，而是靠流动、迁徙。
至于“四二一”结构，当时大家经过分析讨论后认为，对于家庭来说是有可能存在的，对于整个社会却不会形成。
会议从中南海转到人民大会堂，专家从十几位减少到两个，最终，讨论渐渐转为决策过程，“只生一个”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个过程产生了两个文件。其一是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其中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文件就是，田雪原接受领导委托向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报告，定下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基本方针。
“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田雪原说，那时决策层形成的共识是，“只生一个”既非三五年间的权宜之计，又非永久之计。而是在一定期间，为了达到使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目的，围绕“控制一代人”所制定的政策。
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国策
如今83岁的翟玉洁仍记得，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口号深入人心。
那年，是她到北京西城区大院居委会的第一年，此后二十年，她都在做计生这个“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1981年3月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随后，全国计生工作体系一直建立到社区、村寨，无数被冠以“小脚侦缉队”之称的翟玉洁们，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方式，开展起了计划生育工作。
在这个时期，“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取代了上世纪70年代“晚、稀、少”的提法。
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还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翟玉洁记得，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只能挣十几块，而独生子女补贴额度，一个家庭一个月总共能领到5块钱。
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急刹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从1982年的2.86，降到1990年的2.17。
回顾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的过程，田雪原说：“计划生育正是借了改革开放之力，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加上实践上中央的重视，才能以这样的力度推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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