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新华社客户端
1月11日，顺义区赵全营镇联庄村一家七口确诊。51岁确诊病例隐瞒行程、拒绝流调，给疫情防控造成不利影响。与此同时，确诊病例一家所从事的“小饭桌”生意，也暴露出当地长期存在的一个民生痛点与监管盲点。
“小饭桌”是什么？
发布会上有一个消息引起东老师的注意：确诊病例某女，49岁，现住顺义区赵全营镇联庄村。为10日通报确诊病例之妻，居家经营小饭桌。无症状感染者某女，23岁，现住顺义区赵全营镇联庄村，为确诊病例之儿媳，居家经营“小饭桌”。
“小饭桌”，是指近年来在学校周边区域出现的在家庭住宅里开设的为中小学生提供餐饮、休息、学习的场所，是一种新的餐饮经营业态。
经营者主要是学校、社区居委会（妇联）、居民家庭。在学校附近租赁房屋，每月收取定额费用，专门为6~12岁低龄中小学生或幼儿园学生提供午餐服务，一般还提供午休场所。
和北京城区不同，顺义、平谷、密云等远郊区县的很多中小学是不提供午饭，这也导致当地小饭桌生意非常红火。
据一位生活在赵全营镇的妈妈介绍，就算学校提供午饭，但学生中午两小时午休时间，吃完饭就只能坐在椅子上休息，对很多孩子来讲也很难熬。一些家长就会选择将孩子送到附近的“小饭桌”，除了提供午餐，饭后工作人员还会组织孩子活动、玩耍，或者辅导作业、看会儿动画片，“俩小时孩子们过得也很快乐。”
通过地图查看可以得知，事发小饭桌所在地联庄村附近，共有三所学校，分为赵全营中心小学，东管庄小学和板桥中学小学。东管庄小学略近一些，大约距离5公里左右。
据东老师了解，赵全营镇的“小饭桌”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设在学校街对面，中午放学“小饭桌”经营者会走路去学校门口接孩子，老师拿着姓名册一一核对后交接，午休时间结束，经营者再送回学校，一一核对学生姓名。这种“小饭桌”一般有独立的门脸房和招牌，有的能获得工商许可，相对来讲比较正规。
但大多我们印象中的“小饭桌”，都是家庭作坊式的。经营者考虑到成本问题，一般会开着班车去附近几个学校轮流接学生。
此次赵全营镇联庄确诊病例经营的“小饭桌”极有可能是这种形式。密切接触者432人，其中有多少是吃小饭桌的孩子，我们不得而知。
赵全营在哪儿？
1月10日发现病例后，赵全营镇联庄村全面封闭管控，开展“敲门行动”，全力摸排密接人员。村民要提供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才能进小区，只进不出，严格执行封控。东老师住在赵全营镇的朋友已经完成核酸检测，居家隔离第三天了。
赵全营镇地处顺义区西北部，东与牛栏山地区相连，南与马坡镇、高丽营镇接壤，西与昌平区兴寿镇相邻，北与北石槽镇相连，下辖1个社区和25个行政村。
和后沙峪、铁匠营、马坡相比，赵全营的地理位置并不算交通最便利，不在地铁沿线，在望京上班的人也很少选择在此租房。住在这里的70%左右是顺义本地居民，外来务工人员只有30%左右。
这里分布着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C区、兆丰产业基地等工业园区，在这里上班的非本地居民会在赵全营镇租房居住，工作居住基本不出赵全营镇。
就在这一片看似相对封闭的区域，出现了疫情。
此次出现疫情的联庄村地处赵全营最西边，与昌平区交界。毗邻京承高速公路和昌金路，交通相对便利。
查看49岁确诊病例的主要行程轨迹，12月19日9时至10时到距离联庄5.5公里外高丽营大集购物。12月20日15时30分至17时48分到15公里外的后沙峪镇物美超市购物，活动范围较大，她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的儿媳多次到村内金福鹤超市购物。
据东老师生活在赵全营镇的朋友介绍，周边购物场所并不多，一个村有一个小超市，整个村的村民几乎都会来这里购物。高丽营大集更是典型的北方特色农村大集，每周六逢集，人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高丽营，熙熙攘攘。
“村里可以去的地方不多，一共就那么几处。这种人群比较集中的地方万一有一个病例，密切接触者就会有上百人。”东老师的朋友说。
49岁确诊病例的儿子又是网约车司机，据顺义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支现伟透露，经初步判断，该聚集性疫情密切接触者432人、行程轨迹确定风险点位44个。
他们一家人去过哪里，是哪儿的人，为什么会开车去那么远的地方购物……封闭隔离的三天时间里，赵全营镇居民的业主群、村民群里都在讨论这些话题。目前，后沙峪物美超市已经暂停营业。
民生痛点，监管盲点
早在九年前，媒体就曝光了顺义“小饭桌”的情况——
许多孩子，自发组织，前往约定地点集合，由“各自的小饭桌叔叔、阿姨领回家聚餐”。
记者暗访了一家小饭桌，一座老式居民楼中的两室一厅普通民居。装修简单、厨房很小。孩子们中午餐是每人一碗小米粥、几截生黄瓜和肉龙（裹着肉馅的面食）。房间里并未悬挂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在当时报纸的社评中，顺义小饭桌被称为三无产品：工商、卫生、教育“三不管”监管盲点。
参与小饭桌的孩子家长，对此心态复杂：营养问题讲究不了，卫生只能赌运。北京卫生监督所人员表示：小饭桌比较特殊，是卫生互助形式，非对外营业形式，管理起来不好办。
此后，每年都会有人在线发帖求助——
从论坛留言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家长对“小饭桌”的要求之低——
2018年，小饭桌在顺义依旧火爆，价格已翻了三倍，变为中餐+管理900元一个月（单天50元）。2019年，北京地区小饭桌已涨至每月1000元。
“小饭桌”的存在，让人喜忧参半。它不仅为家长解决了孩子中午吃饭的难题，同时也解决了一部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但因纯粹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方式，规模较小，条件简陋，隐蔽性强，存在诸多卫生隐患。这些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疫情让这个监管盲点和民生痛点再一次暴露出来。
曾有专业人士分析，“小饭桌”经营业态属“四不像”，为学生提供午休却不是住宿行业，提供午餐但不属于餐饮行业，提供学生接送但没有客运行业的客票契约，提供学习看护但没有教育培训行业的专业性辅导。
因此，“小饭桌”需“大监管”。
专家建议，应建立规范小饭桌监管体制机制、健全责任制。从国家层面出台规范“小饭桌”经营的管理规定或指导意见,明确经营、管理方式和责任主体,指导、督促各地区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开展社区“小饭桌”试点,由社区居委会牵头成立“小饭桌”,完善经营审批手续,采取政府向专业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并聘请社区居民管理,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服务社区中小学生。
“小饭桌”虽小，却牵动着社会的目光，如何做到合法合理合情监管又考虑到那些需要小饭桌的家庭的实际困难，考验着当地政府治理能力和智慧。
1月12日，北京疫情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新增1例本地确诊病例，为顺义区5岁男童，该男童在11日通报确诊家小饭桌托管。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提示，农村地区要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对流动人口、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和学校、托儿所、养老机构等场所要高度关注，严格管理；小餐馆、小便利店等“七小”门店要做好员工健康监测、环境整洁及定期消毒等防控措施。
( 责任编辑: 张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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