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滨海新区危化品仓库爆炸安全事故发生以来，随着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悲伤的气氛也将当地的空气凝固。
2015年8月12日的大爆炸之后，天津这座城市迎来又送走了许许多多悲伤的面孔：沉默的父亲，崩溃的母亲，以及躲开父母独自流泪的姐姐。
大量家属从四面八方赶来天津。仅据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统计，该总队牺牲或失联官兵24名，来了293名家属。部队准备了“速效救心丸”等药品，每个家庭配备医生。还有两辆急救车随时待命。
这些统统派上了用场——当最坏的消息陆续传来，家庭的次生灾害也爆发了：多名家属因心梗、脑梗等问题被送入医院。
因此，那些天南地北的“姐姐”来到天津时，面对的不只是噩耗，还是一个个需要支撑的家庭。
8月13日，从新疆飞到天津的邵俊颖，一下飞机，立即从新闻里找到了弟弟邵俊强的名字，在首批6名遇难者名单里。
30岁的邵俊强当了12年消防兵，还有两个月退伍。姐姐邵俊颖凌晨1点多看到爆炸的消息，吓得一夜没睡，又不敢给父母打电话。
她整夜在网上刷新消息，甚至做好准备，哪怕弟弟“缺胳膊少腿”回来，都能接受，会伺候他一辈子。
知道死讯后，她编了个谎言：从网上找到一张消防兵的侧脸照，看上去像邵俊强，发给老家的亲戚，证明弟弟平安。受骗的父母自豪地对村里人说，爆炸了，“我们家俊强在执行任务，在往医院送伤员呢”。
14日，她回到家门口，迟迟不敢进门。父亲做过心脏手术，她不知怎样把噩耗告诉父母。
等到早晨8点多钟，实在瞒不下去了，从医院请来急救医生，她才对父母开口。“我说，‘我慢慢跟您说’，但是我还是开不了这个口，我还是一个字没有说——他们明白怎么回事了。”她对记者回忆。
医生随后对其父母实施了急救。
另一个姐姐郭俊艳是比邵俊颖晚一天多到天津的。19岁的弟弟郭俊瑶在天津当消防兵。
从山东邹城老家出发，一家人开车10多个小时，凌晨两点多钟找到了目的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一条繁华街道上的消防中队。
一家人匆匆忙忙，没收拾什么行李，但特地带了一床被褥和一张席子。郭俊艳解释，出了这么大的事，部队一定很忙，他们自己解决住宿，尽量不添麻烦。
55岁的父母分别在老家做看门人和洗车工。两年前，在村里喧天的锣鼓声中，他们把儿子送去参军。儿子当时17岁，高中毕业，本在技校学汽修，没有学完。当兵是这个农村孩子不错的出路。
郭俊艳记得很清楚，弟弟入伍那天是2013年9月6日。他头一回坐上火车，抵达天津后给家里报平安，兴奋地描述火车有多长多长，大城市有多好多好。上车前，他把别在胸前的大红花摘下来，扔给姐姐，嘱咐不要丢掉。
这些消防兵入伍的日子，家属们记得比谁都牢。另一名19岁消防兵蔡家远的姐姐蔡玉连说，弟弟2014年9月5日入伍，很多亲友前去送别，觉得他有意识为将来“做点铺垫”了，都鼓励他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是我弟重要的一天。”蔡玉连说。
天津此次爆炸事故中出事的消防人员，大都有相似的背景：农家子弟，中学毕业后有过不同际遇，最后试图通过一个与灾难打交道的职业来改变命运。
入伍之前，30岁的辽宁人林海明曾在一家生产裤子的服装厂打过一年工。23岁的重庆人杨钢在技校读过电子专业，以至于他的母亲在吃力地回忆儿子的兴趣时形容，儿子“爱好电”，“老家谁家的电灯不亮，他都要给人家帮忙弄亮”。
深夜升起的巨大蘑菇云笼罩了这些人为之奋斗的一切。林海明的妻子怀着4个多月的身孕。25岁的黑龙江人尹艳荣婚礼才过了12天，妻子也已怀孕。杨钢正读函授大专并尝试理财，告诉姐姐杨娟自己想“多学点东西”。出事两天前刚过23岁生日。河北人甄宇航还差7天就将迎来22岁，在他“头七”和生日那天，家人们带着生日蛋糕、桶装方便面和一大堆他生前爱吃的零食来到殡仪馆祭奠，一声声喊他“多吃一点”。
最年轻的是四川男孩袁海，再过一个月，他才满18岁。2014年9月18日，姐姐袁媛亲手为他胸前戴上大红花。姐弟俩约好，两年后他回来要“变得更帅气”。
在消防部队录制的一段新兵视频中，袁海对着镜头高喊，入伍最大的感受是增强了时间观念，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确认身份的遇难者火化前，需要家属签字同意。面对那份向亲人的告别书，有些人浑身发抖，连签字都难以完成。
因此“姐姐”在这场悲剧面前，对家庭的意义非同一般。
27岁的郭俊艳哭着对记者说，爸爸的白发一夜之间多了很多。这是她少有的可在人面前放声痛哭的时刻。她根本不敢当着父母流泪。
他们长途跋涉到达天津的那个凌晨，从部队得知郭俊瑶去了爆炸现场，“还没回来”。上午，有人来抽取了郭氏夫妇的血样，没有解释原因。尽管不太清楚抽血是为了比对DNA，他们已感觉不妙。下午，这个家庭就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郭俊艳从网上看到了弟弟的照片，那是新发布的遇难者名单。
郭俊艳见到遗体时，从面部“没大确定”就是弟弟。那是一张烧黑的难以辨识的脸。她认出了弟弟与众不同的肚脐，以及幼年时起水痘的痘印，其他部位还没细看，就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发现父亲一时变得“不太认人”，而母亲已被送入医院的急救室里。还没走进太平间，母亲就瘫倒在地。
母亲徐培芳发生了脑梗，影响了右腿的运动功能。随后的日子，她多数时间躺在病床上，连儿子的遗体告别仪式都没能出席。她只愿意对女儿说话。她夜里睁大了眼睛，告诉女儿，眼前有一群孩子，脸都是黑的，有时也能看到儿子，可儿子笑笑就走，并不说话。
郭俊瑶曾对母亲解释过自己在消防队的角色，是“抱水枪”的，出任务时在第一个。他还说，累是累点，没事。
很多人都曾这样安慰家人。
这些原本个性不同的年轻人，在姐姐们的回忆中，呈现出同样的听话、懂事、孝顺的模样。
从弟弟的遗物中，郭俊艳找到一些带着包装的作训服和新鞋，而他日常穿的胶鞋都走形了。“他肯定是没舍得穿”，她说，弟弟是义务兵，每月津贴只有几百元，虽然身在大城市，连肯德基都没吃过。有一次电话欠费停机，他挺不好意思地让姐姐帮忙充值。
姐姐杨娟觉得，弟弟杨钢心细得像个女孩子，第一份见习工作时挣了点钱，就给妈妈买手机、买衣服。去年他做过一次手术，切了一块肋骨，出院后才告诉家人。他还劝骨质增生的母亲少干活儿，不要担心儿子娶不上媳妇，自己会挣钱买房。“没有钱我也要娶媳妇!”
8月12日这天，是蔡家远的父亲蔡来元的44岁生日。蔡家远最后一次更改了自己在一家社交网站的状态，写了一句话：“爸，这么多年您辛苦了，生日快乐，原谅儿子不能陪在您身边。”
父亲几天前就收到了他的礼物。他买了双新鞋，提前寄回了湖南永州老家。12日上午10点左右，他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亲口祝爸爸生日快乐。母亲正在厨房煮菜，没有跟他通话。他表示，晚上有空时再打。
蔡家远不再有空了。他当晚去了现场，没有回来。
蔡家远牺牲后，蔡玉连从手机里找到了他用唱歌软件录的一首歌，叫《军中绿花》。那是一个19岁男孩留在世界上最后的声音。他动情地唱着：“衷心地祝福妈妈，愿妈妈健康长寿，待儿立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
蔡来元说，这首歌唯独不敢放给妻子听。
唱这首歌时，无忧无虑的蔡家远只有4天的生命了。
郭俊瑶留给家人的纪念物不多。遗物里有一份部队发的喜报，原本要寄到家里，他只是打电话告诉了父亲，并没寄回。
在他牺牲以后，家人才意识到，连一张他的近照都找不到。家里保存的他最近的照片，还是小学毕业照。
他入伍以后，比以前更加结实。两年来，父母屡次催他拍张照片寄回，照相时一定要穿戴军装军帽，敬一个标准的军礼。他“光答应，没照过”。
2015年5月，姐姐郭俊艳手机里收到弟弟发来的两张照片，一张是穿着军装的自拍照，人是歪的，不是父母期待的那种正儿八经的照片。另一张照片里，他穿着黑色背心，曲起双臂握紧拳头以展示肌肉。“姐，我壮吗?”他问。
出事前的那个周末，他给姐姐打电话，两年多没回家了，想看看家里的变化。他拜托姐姐拍点照片发到他手机里，要拍父母的样子、家里的房子、门口新修的路，那条路他走时还没修好。
郭俊艳没照，因为“也没什么变化，反正你快回来了”。
再过一两个月，弟弟要么退伍，要么探亲。她的婚期为了弟弟的归期一拖再拖，因为她要让弟弟送自己出嫁，弟弟也让姐姐“等着我”。
郭俊艳原本计划8月20日，七夕这天登记结婚，随后再到天津看望弟弟。
她提前来看他了。这一次是永别。
弟弟的衣柜里有一件白色T恤衫，还带着吊牌，包在塑料袋里。看到的人猜测，那可能是他为即将参加的婚礼准备的新衣。
郭俊艳只能抱住这件还没拆封的衣服，感受弟弟的温度。
她找出那封信，拿给记者看。“这是唯一的念想了。”她说。
在这唯一的家书里，郭俊瑶表示自己身体练出了一身肌肉，并强调自己在火场上能先做好自我保护，让爸妈不要担心。他叮嘱妈妈要看好爸爸，平时少让他喝酒，又对姐姐说：“姐，我不在家，你可照顾好咱家。”
他强调了好几次，“明年就可以回家了”。落款是“儿子、弟弟”。
8月的最后一天，郭俊艳抱着弟弟的遗像回到了老家。遗像是从弟弟的战士档案袋里找到的。她在遗像前供了两桶方便面。她说，小时候家里困难，没什么好吃的，弟弟爱吃方便面。
载着郭俊瑶骨灰的灵车，在他惦记的家门口那条路上缓缓转了一圈，才驶往公墓。
郭俊瑶终于回家了。与别的遇难者不同，他不是在爆炸现场死亡，而是获救后被送入医院，8月14日晚抢救无效。
郭俊艳从消防部队的指导员及护士那里得知，弟弟被抢救期间清醒过，醒来后没有掉过一滴泪。他问过灭火情况与战友的安危，没来得及问起父母。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流出眼泪，以微弱的声音说：“想家了。”
没能亲耳听到这个声音的姐姐，谈到此处，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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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寅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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