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两会期待：户口不该成为求职路上的坎

跟同学们交流工作机会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这份工作是否解决户口。对于不少人来说，评价一份工作好不好，有没有户口是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有户口，即便它不是自己喜欢的，工资低、发展空间小，也没有关系。而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就算待遇不错，发展空间也还可以，没有户口的话，也很有可能被放弃。

我有一些在京外就读的朋友，他们初到北京求职时，对户口问题没有明确倾向，但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对户口也会在意起来。

我对户口不那么在乎，因为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一直要在北京发展，是否要在北京定居。但是在浓厚的“户口氛围”中，我也开始开口闭口就谈户口了。就算以后离开北京，有户口也总比没有好吧，如果有机会最好先拿到。按照一个长辈的说法，拿到户口以后跳槽找工作就像插上了翅膀。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成见，能否找到好工作，与户口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遗憾的是，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岗位要求应聘者必须有北京户口。

为什么北京的应届生求职者这么看重户口?没有户口，你就永远是外地人，不管你干得怎么样，你都是“北漂”。你必须交完5年社保或个税后才能买房。等到工作5年后，你终于有资格买房了，可房价不知道涨到哪里去了。没有北京户口，孩子将来在北京上学也是一个大难题，你可能要为了孩子上学盖几十个章，而且还不能拥有与本地孩子同等的升学资格……

对户籍身份以及户籍身份背后所附着的教育、医疗、卫生、生育、养老等等福利待遇不平等的担忧，让很多毕业生无法按照自己的兴趣，遵循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潜力的原则选择工作。为了户口而放弃自己喜欢的工作，不仅对个人而言是遗憾，对社会来说也不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所期待的是，并不是人人都拥有北京户口、上海户口或者广州户口，而是不管你的户口在哪里，在基础公共服务方面，都能够以公民的身份一视同仁，附着在户后背后的特权被打破。我也期待，打破户籍的限制，建立一个覆盖全体公民的存储公民基本信息的全国人口数据库，实现各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让那些可以靠网络流量就能解决的问题，不再成为个人的烦心事。

你的优渥是他们不能承受之重

黄西蒙

名牌大学里的寒门学子越来越少已是不争的事实。有统计显示，北大清华学生中来自农村者一度仅有一两成，李克强总理也提出要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寒门学子的求学、生存之路依然艰辛，比起物质匮乏带来的苦痛，他们精神上遭受的压抑、苦闷或许更加沉重、也更值得关注。

此前，有媒体报道，有些大学生入校带了一套“苹果”，而有些寒门学生入校只拎了一袋苹果。二者对比之强烈令人痛心，更让人深思。我曾有一些出自寒门的朋友，大多数来自贫穷的农村，也有少数来自城市的底层，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社会阶层裂变带来的阵痛。如果说，富裕家庭的学生入大学后梦想的是遨游学术海洋、享受清闲生活、海外留学等“美好青春”的话，有很多贫困学生面对的却是繁重学业之外的打工兼职、争取助学金等生存问题。他们一方面“养活自己”，有些人可能还要把兼职赚的钱给家人用，连恋爱都不敢谈、没法谈。

虽然国家已出台多个政策给予贫困大学生资助，但在一些学校，助学金的发放、分配和等级评定就是一个棘手问题。给什么人助学金、给多少助学金固然有政策要求，可在具体实践中，争夺助学金有时却成为一场逐利之战，我的朋友就遭遇过类似不公。而申请助学金“自报家门”，甚至被搞成“哭穷大会”。如何更精准地将助学金给予寒门学子，如何避免“雪中送炭”被“校园政治”异化，如何将国家政策更大范围地惠及需要帮助的学生，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济困境只是寒门学子的困境之一，心理上的苦闷更令一些人滑向精神幻灭，甚至自暴自弃。这需要全社会在舆论、精神和道义上给予寒门学子更多关怀，即使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不幸，也要给他们更多的精神慰藉。不要总用“屌丝逆袭失败”“白富美嘲弄屌丝”等网络话题，来刺痛他们。

大学毕业后，寒门学子将面临更加严酷的考验。如今，很多青年就业“逃离小城市”，甚至“只选北上广”，原因恐怕不只是所谓“追求梦想”，而是因为大城市工作机会更多，也没有小地方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但是，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物价成了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别说寒门学子无力购买房子，就是普通中产阶层的孩子也“深感沉重”。由此一来，仅仅是大城市的高房价就会“逼走”绝大多数寒门学子，而“返乡”或“走异路”的他们就一定会有幸福的人生吗?面对贫困子弟“越来越窄的人生道路”，两会上若有有识之士能提出破解之法，将对改变他们的人生处境大有裨益。

现在，一个农村孩子恐怕很难理解《小时代》里的“青春感”，一个出身优渥的青年或许也很难因看《平凡的世界》而感动落泪，这种差异折射的是阶层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青年在一个时代风潮的变化中往往“春江水暖鸭先知”，尤其是草根青年的精神状态对此尤为敏感，这就要求我们从精神和物质层面给予他们更多切实的帮助，凝聚更多社会共识来关怀他们，这也是我对本次两会与相关改革政策的些许期待与希冀。

请给草根创业者最实际的支持

刘明龙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这一轮的创业浪潮。毫无疑问，创业还将是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作为在一线创业的草根青年，国家将出台何种扶持政策帮助青年创业，是我最关心的两会议题。

找准自己的定位，对青年创业是最重要的，政府对创业青年的导向也很重要。2014年6月，我到西安第一次创业，做生态农业。因为没有找到明确定位，也不了解在农产品创业方面国家的优惠政策，不久后那次创业宣告失败。紧接着，2015年4月，我到昆明第二次创业，做中高考教育培训，目前虽然谈不上成功，但是已然走在了比较健康的创业道路之上。两次创业，结果完全不一样，为何?其实还在于创业者对自己要有精准定位，以及得到国家政策的精准扶助。所以，我希望两会能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帮助草根创业青年，尤其是要让我们清晰了解国家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以便于及时作出应对。

另外，青年创业也要讲究务实。创业最忌讳的就是好高骛远，不要总追求外表光鲜的高大上项目。创业者养成这种科学的创业观念，离不开舆论环境的正面引导。主流媒体不应该宣传一夜暴富的神话，而应该鼓励创业者从小事做起。也就是说，我希望国家在对青年创业的引导里，要特别强调：没有资本、技术和强大人脉的草根创业者，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不要盲目跟风，要做自己最擅长的。用华为的“压强原则”来说，就是集中精力在某个很小的点上打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不考虑到自己的草根背景，做的事情华而不实，那么创业一定会摔跟头。

在增强我们自身内功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政府部门进一步破除机制体制障碍，比如进一步拓宽创业资金渠道，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创业者，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让青年人收获更好的创业空间。

目前很多创业者对国家的扶持政策了解极为有限，而且不同地方的扶持政策大相径庭，要了解清楚扶持政策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创业者不一定能花费这么多精力。除了在官网，政府不妨用通俗的语言，通过微信、微博等新方式来宣传相关政策。政府还应该提供创业培训，让创业者了解国家创业扶持政策、创业资金申请审批流程、创业应该注意的法律事项，同时邀请成功创业者分享创业经验，这样有利于创业者尽快走上创业轨道。

我还希望政府能简化对青年创业的审批流程。其实很多创业者也知道银行有专门的小额贷款，刚毕业的学生也可以申请创业基金，但是一想到复杂的审批程序，而且审批下来也才只有几万元，很多创业者就迟疑了——与其走那么复杂的流程，最后还可能审批不下来，那还不如自己多上几个月班积累一定的资金后再创业。所以政府要简化审批流程，让创业者降低申请成本。

当然，还有一个细节问题也十分重要，就是创业场地。我深切感受到，目前创业者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是房租成本过大。这是几乎所有创业者遇到的巨大问题，因此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创业园、创业孵化器为创业者提供更廉价的办公场所，并给予办公场所房租的资金扶持。

别逼女性在二孩和事业间作选择

刘文嘉

十年前毕业求职的时候，师姐妹当中流传着一句话：“找工作，已婚有子的女博士(硕士)要比未婚的好找，未婚的要比已婚未孕的好找。”直白点说就是，用人单位希望你把孕产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不要跑到单位来生孩子，更不要一来就生。

这不是段子。在我的一场面试中，竞争者中的一位女博士就直接和面试者说，学术和履历上的成绩您看简历就行，“我的另外一个优势是读博之前已经生了孩子，现在已经过了最操心的阶段，很给贵单位省事儿。”也许就在这一瞬，一些“你懂的”默契在求职者和面试者之间达成。

十年寒窗过后，你在求职中撞上的第一个评判框架仍然是基于性别建立的，孕产期长短和其可能带来的成本，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你的“性价比”。比这更糟的是，这种把求职女性分为“未婚”、“已婚已孕”和“已婚未孕”的分类现在仍然流行。而且，在就业已成买方市场的形势下，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通过孕产问题来衡量女员工“性价比”的思维还在强化，更多女性要在职业前景和家庭愿景之间选边站。

实际上，在既有职场生态和家庭分工下，“全面二孩”后职业女性所面临的窘迫已经渐渐展现出来。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不力，生育孩子所产生的教育、医疗等高额成本都被转嫁在家庭身上，而家庭由此产生的过量劳动、精力消耗、生活质量的损失，则被无意识、大概率地转嫁到女性身上。几乎同时，她们还要面对职场歧视、职场边缘人的尴尬以及就业、再就业的困境。

这种情况，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经济的。在老龄化社会的严峻趋势下，“全面二孩”政策上寄托着很多社会发展诉求，生育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也不单单是一种家庭行为，而是关系到人口结构、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给等几个方面的社会行为。但“愿不愿生”“敢不敢生”的关键却在于女性。如果多一次孕产期会带来职场挤压和职业牺牲，很多已婚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再生育问题上就会变得非常慎重;如果仅仅因为生两胎的可能性就使自己在就业中陷入劣势，未婚女性的孕产意愿也会趋于保守。

也可以说得更上纲上线一些——适龄家庭中女主人的态度，是决定“二孩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变量。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家庭生育意愿的观点，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这是一件宏阔的事情，需要遵循长线逻辑。短期内最有针对性也最有效的办法，恐怕应是以严打就业歧视、严防职场歧视为切入口，率先提升女性就业和从业的保障，避免女性在评估生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时趋于悲观。

新年前后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二孩”问题成为代表委员们的核心话题之一。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女性权益和全面二孩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肯定会引起代表委员的注意。比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孙晓梅教授就表示，“可以预见，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将更加难以保障。”她将再次建议出台一部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禁止基于性别、婚育状况的歧视。

希望有更多的代表委员能参与到这个问题的建言中来;有更多关于“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生存境遇的讨论，能超出单纯的、传统的“保障妇女权益”的言说层次，而纳入到突破中国社会发展瓶颈的大视野中来。最起码，高知女性在面试时和对方掰扯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的荒唐场景，不该重复下去。

( 责任编辑: 景建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