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4月15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召开动员会，部署对全国所有对二甲苯(PX)生产企业立即开展会诊式诊断、全方位检查。
安监总局明确了12项重点检查内容，邀请专家组成4个检查组。每个检查组负责检查3家至4家对二甲苯生产企业。各检查组将汇总分析，形成检查报告，为加强对二甲苯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提供科学决策。安监总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浩水表示，虽然对二甲苯生产工艺成熟，但因危险化学品特有易燃易爆的危险特性，必须加强全链条的安全管理。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表示，要深刻吸取福建漳州古雷石化泄漏爆燃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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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PX爆炸再检讨:企业面对利润与安全或心存侥幸
中国安全标准甚至比欧美严格，问题出在了执行层面。在利润与安全权衡上，企业往往偏向前者，而政府监管部门习惯于出事后搞运动式执法，同时第三方监管机构缺位，这都增加了事故发生概率
福建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PX项目4月6日的爆炸是两年内该项目的第二次爆炸事故，上次是2013年7月30日。
漳州PX项目由台资企业翔鹭集团旗下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37.8亿元人民币、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p-xylene，俗称PX)。根据2010年古雷PX项目的环评资料，有超过95%的古雷人接受该项目落地，且该数据经过了环保部检查。
此次爆炸中，企业自身安全管理的失范，被归结为首要原因。
事故先是芳烃装置发生爆炸着火，继而引发装置储油罐爆裂燃烧。中国石化(6.90,0.12, 1.77%)安全管理资深专家徐爱斌对《财经》记者表示，这说明工艺设计和设备可靠性两方面都可能存在问题。同时，工艺过程的控制、操作也可能出现了偏差。
相对于行为偏差，工艺问题更加可怕。全球石油巨头雪佛龙中国区高级HSE顾问栾兴华指出，“行为安全对工艺安全有一定的补救或补偿功能，但绝对代替不了工艺安全。回顾历史，很多大的事故都与工艺安全直接有关。”HSE，是指健康Health、安全Safety和环境Environment。
部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推测，此次事故的主因，很可能是因为企业未做好利润与安全的平衡，未对部分主要本体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调试，也未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进行预识别。
换言之，该事故的主因，是企业自身安全管理失效以及第三方监管缺位，这导致安全管理人员和安监设备长期闲置，既未做好日常检测、维护工作，在关键时刻也未发挥应有效力。
此外，政府的安全监管思路也有待调整。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在项目立项、建设时期习惯大包大揽，而在事故发生后的分析整改中，又偏重于“喊口号”和“搞运动”，很少真正从技术和管理层面去展开分析——这也为事故再发埋下了伏笔。
利润高于安全
中国并不缺少安全管理制度和标准。有些标准，甚至比欧美更加严格。因此，问题主要出在执行层面。
在面对利润与安全的利益平衡时，企业往往会心存侥幸选择前者。在企业中，安监人员、装备，与日常生产人员、设备的地位，本应同等重要。但因前者很少实战与应用，而后者每天都在运转，因此导致前者被闲置和忽视，缺乏历练和调试。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判断，这次古雷爆炸事故，正是这一点上出现了问题。PX生产装置中，有一些本体设备要进行定期检查和调试，一些容易出问题的地点，应当预识别。
国际石油公司(IOC)在HSE方面公认的前三名，是壳牌、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这三家企业并非没有出现过安全事故，但它们已经形成稳健的安全管理文化。一个成熟的化工企业，不会在安全监管上做任何妥协，这也是企业文化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已有长达200多年的工业文化积淀，企业从高管到员工，对大工业安全生产、生产的外部性均有非常成熟的认识和理解。这种积淀，已成文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则不然，极喜欢拿风险搏利润。而政府监管也只是抽样，无法在所有时间覆盖所有的人员和设备。这种企业的生产安全，更多依靠自身管理文化的构建。
安全管理专家徐爱斌认为，判断一家企业在HSE方面是否成熟，最关键的评判标准并非事故率，而应是公司的安全管理体制和安全文化。“要看公司这套管理体制是否为从高管到员工的所有人所认同和实施，这决定了它的成熟度。成熟度越高，出问题的概率越小。”徐爱斌说。
振华石油一位高管表示，一家成熟的石化企业，不会因为一起同行的事故，就会突然搞一系列“政治运动似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把安全生产一夜间提到无比高的位置，“这恰恰说明该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大抓”，折射了松懈时的“大放”。
由于中国石化[微博]企业尚未形成健全的安全文化，安监人员压力巨大。“古雷事故让大家心情复杂。这么多年安全工作干下来，越干胆子越小。”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公司一位高管向《财经》记者苦笑，“晚上睡觉没人敢关手机，《安全生产法》应给我们增加24小时待命补贴。”
监管思路待改进
此次漳州PX项目爆炸，亦折射出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安全监管思路亟待改进。
部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安监专家指出，中石化[微博]在青岛发生过特大爆炸，中石油也在大连多次发生爆炸，中海油也发生了渤海溢油等事故。但是，事故后仅偏重于表达整改的决心，而对事故本身的分析并不透彻。
事故发生后，中国基层政府和执法单位惯有的反应方式是“安全生产政治运动”——立即展开拉网式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整改。例如，中石化“11·22”东黄输油管道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安委会下发了《关于开展油气输送管道安全专项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全国炼化和管道企业开始铺天盖地展开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改，口号是“紧急动员、集中时间、集中攻坚”。但是，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对舆论“早干什么去了”的质疑闭口不言。
“喊口号肯定不会错，但在技术分析上的工作不够，就导致后期行业和标准层面的工作更加不够。”一位石化企业的HSE负责人评论说。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更加看重事前监管。不过，美国政府并不直接派员到现场监督，而是聘请一些能力很强的专业公司去对某些主要工程节点进行抽查，随后给政府出具一份报告，政府会根据该报告要求当事企业整改。
发生安全事故后，美国、英国政府会从技术和管理角度上认真分析，针对暴露出的问题适度修改相关法规。
因此，发达国家的这些重大事故反而推动了相关法律和行业标准的改革和进步。例如，1988年英国北海阿尔法天然气平台曾发生连环爆炸，导致165人丧生。此前，英国政府对安全监管有非常多的硬性要求，其中一条是如果平台发生意外，员工不可跳海求生。原因是北海的气象、水文条件比较差。令政府尴尬的是，此次事故最后的幸存者，却都是违规跳海的人。随后，英国政府立即修改了相关规定，不再硬性规定事故发生时人员如何逃生。
更重要的整改发生在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市发生了氰化物泄漏事故，造成了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另外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事故发生后，美国立即发布了《高度危险化学品工艺安全管理》，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005年，BP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炼油厂的异构化装置发生爆炸事故，15名工人被当场炸死，170余人受伤。这使得美国政府感到此前发布的安全管理标准仍不够严格，为此美国化工过程安全中心(CCPS)又发布了新的标准，即《基于风险的过程安全》，强迫石化等高风险企业必须按此流程去做，企业也必须要定期向监管部门汇报，证明自己达到了该标准。
在安全监管上，新加坡劳工部的管理模式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该部门的安全管理团队一分为二，一方红脸，一方白脸。红脸负责给企业讲道理、讲技术，教给企业如何保证安全生产;白脸一方则专门负责对企业安全生产挑刺，使用高额罚款、停工整顿等一系列惩罚。
第三方监管缺位
第三方监管机制，因其相对公平，可减少部分人为因素和官员腐败的不利影响，在全球得到普遍推行。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法治环境，也使得第三方监管机制运转顺畅。
美国的很多石化标准，都是作为第三方的行业协会制定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API标准。API是美国第一家全国性商业协会，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最成功的制定标准的商会之一。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油气工业设备的标准化工作，以确保该工业界所用设备的安全、可靠和互换性。
API标准应用广泛，不仅在美国被企业采用，也被联邦和州法律法规以及运输部、国防部、美国海关、环境保护署、美国地质勘查局等政府机构引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被ISO、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和100多个国家标准所引用。
但第三方监管这一利器，在中国陷于失效。无论是东黄输油管道爆炸的石化央企，还是此次漳州PX爆炸中的合资企业，实际都未得到中国石化联合会、化学品安全协会等“名义第三方机构”的有效监管。
第三方监管的有效性，必须基于成熟的市场机制，须具备市场化、专业化、独立化、社会化的特点。但在中国石化行业当前的管理体制下，根本难以实现。
一些行业人士指出，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央企加起来，基本代表整个中国石化行业。很多所谓行业协会的成员，其实多是三大公司中的退休人员——他们很难抛开多年的关系和思维方式，成长为客观、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譬如，国内主管化学品安全的中国化学(11.41,0.35, 3.16%)品安全协会，其理事长单位始终由作为央企的中石油和中石化轮流担任。事实上，中国石化行业，从来就没有第三方存在的空间。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石化标准采取采标的方式(将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经过分析研究，不同程度地转化为国内标准并贯彻实施)，均在企业中直接转化，而不通过行业协会制定或转化。例如，中石化可将API的某项标准拿来，做一些修改调整后，直接作为企业标准，也就由此成为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徐爱斌认为，体制转变需要时间。但就当前的情况，中国一些行业协会的领导应率先转变思维，争取独立性。
( 责任编辑: 刘长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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