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皮剥落的土坯房里，宋长兴一动不动地躺着。这个1.75米的男人，现在瘦得不到110斤。如果不是一声声叹息般的呼吸，你甚至会以为，那床褪了色的红色棉被下面，并没有躺着一个人。
到8月2日，47岁的宋长兴已经患尘肺病两年零5个月。很长时间里，他一直是村里同情的对象。但在这一天，他成了“最幸运的不幸者”。
就在他直挺挺躺在河南老家床上的时候，8月2日上午7时37分，曾经将他辞退的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简称中荣)的厂房，发生了爆炸。事故发生的车间，正是他曾工作了9年的抛光轮毂车间。
听到这个消息，本来就喘不上气的宋长兴不敢相信般地张大了嘴，大口大口地吸气。
这场发生在900多公里之外的事故无法不让他揪心，那个车间里，有他的弟弟、侄子和邻居。事实上，他所在的河南南阳宋小庄村，有80%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曾在昆山中荣打过工。
一位村民这样介绍宋小庄和这家台资企业的关系：村里人10多年前最早到中荣的时候，那里的厂房都还没完全建好。可以说，是宋小庄的农民工，帮着把厂子建起来的。
爆炸发生后，这个村庄第一时间感受到了震颤。
村里的劳动力踏着唯一的一条水泥路，陆续走了出去
村民在感慨宋长兴“因祸得福”时，免不了要谈到那些没有那么幸运的人，刘世平就是其中之一。
刘世平今年43岁，在老家，他管宋长兴叫大哥。
从宋长兴家出门，沿着翻浆的泥土路东拐西拐，用不上10分钟，就能走到刘世平的家——那是一个外观上看去颇为气派的小院儿，有白色瓷砖罩面的院墙，和黑色的大铁门。
但现在，这间小院的大门紧锁着。村里人都知道：刘世平出事了，刘家的人几乎都去了昆山，只留下耳朵有点儿背的老母亲。
遭遇到爆炸冲击的不仅仅是刘世平一家，随便一个村民都能说出点儿信息：“二强不是也还在中荣打工吗?”“是，还有那个当科长的外来女婿，听说他这次伤得挺严重……”“还有德娃，好像受了轻伤……”
在宋小庄村，从2000年开始，村里的劳动力就踏着村里唯一的一条水泥路，陆续走了出去，到中荣做工。
村里人外出打工，习惯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乡里乡亲一起，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每次送别这一茬一茬青壮年的，是长在路两旁田地里的生姜、土豆和玉米。它们曾是这些劳动力辛勤工作的动力，但种地获得的收入，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村民的生活。
“一斤大葱，收购的价格只有1分钱，一斤土豆，也才只有2毛2，”一个村民说，今年又遇上干旱，每天要拉着长长的管子，引水泵里的水浇地，“井都打干了，种出来的菜都是赔钱”。
2003年，原本在河北做蔬菜批发的宋长兴一家，也在亲戚的介绍下，沿着这条路走了出去。
他们算是村里最早一批来昆山打工的。当宋长兴一家四口在昆山工厂旁，一间几平方米只能摆下床的村屋居住了两年多的时候，刘世平和同乡另外几个人，成为了村里来中荣打工的”后继者“。
很多村民因为受不了这家工厂高强度的劳动，几年后选择了离开。
这些人并没有走远，中荣所在的昆山市开发区，有着大大小小上百家工厂，青壮年找个活儿干很容易。
爆炸那天，最先发现刘世平出事的，是他的弟弟刘世安。早上7点多，在距离中荣工厂两公里外的一个家具厂，刘世安听到了“嘭”的一声巨响，“窗框都被震得哗哗响，跟地震一样。”
这个四十出头的男人，一边心里寻思着：肯定是哪家工厂爆炸了，一边像往常一样，走进车间上工。
一个小时之后， 他飞也似地冲了出来——有工友告诉他，爆炸的工厂是中荣。
他疯狂地拨打着哥哥的手机，电话里传来的却是一阵忙音。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里升起，但他仍抱着一线希望，骑着电动车快速向中荣驶去。
城里人根本无法想象，失去一个青壮年劳动力，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
在中荣打了9年工，宋长兴太熟悉这个厂子了。他喘着粗气，躺在床上看着黑漆漆的泥巴屋顶说，他都可以想见，爆炸发生时，刘世平所经历的那种绝望。
那间2000平方米，拥有29条生产线的抛光轮毂加工车间，分为上下两层。刘世平和宋长兴的工作，都是压研磨。就是把研磨机垫上砂纸，将轮圈表面打磨光亮。这个环节处在流水线的中下游，离车间的出口，并不算太远。
宋长兴感觉，刘世平的遭遇仿佛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如果不是因为尘肺病，现在躺在老家床榻上的他，或许也和刘世平一样，面目全非，被化妆师费力地画出脸型，躺在太平间。
说起这些的时候，宋长兴手背上还输着液，床头的柜子上，乱糟糟地放满了各种药。
据说，刘世平被送到医院的时候，神智依然是清醒的，能够清楚地告诉医生，自己的姓名是哪几个字。很快，大家就查到了他的家乡：河南南阳宋小庄村。
住院6天后，他死于肺部感染。
宋小庄的村民感慨着刘家的“不幸”，最后也说上几句那些幸存的人。
原本和他同在一个车间的老乡宋成强，那一天被临时派到另外一个车间，在厂里新开设的一条流水线上干活儿，“躲过了一劫”。
还有一名当上了车间班长的同乡，当时正在发生产材料，恰好走到门口处，爆炸发生了。他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但巨大的爆炸声，震坏了他的一只耳朵。直到现在，这只耳朵里还总能听到“轰隆轰隆”的声响。
“幸运”的宋成强不愿再去回想这些画面，“一想起来就睡不着”。他的妹夫在爆炸中烧伤面积95%，那是一个只有32岁的男子，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还有几个朝夕相处的老乡，一个烧伤面积达100%，一个烧坏了眼睛，从此失明。
一个接一个的消息，打破了这个偏僻的村庄惯有的平静。
尽管有人尽量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只是“在爆炸中受伤”了。村里电话那头，刘世平的妻子还是失声叫了出来：“我的爷啊!我得赶紧去!”紧接着便嚎哭了起来。
一个70岁的老母亲知道儿子的消息后，当场哭晕了过去。
“城里人根本无法想象，失去一个青壮年劳动力，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 一个村民说。
事实上，连夜坐大巴从村子赶往昆山的刘世平的妻子也不能确认，自己是否见到了丈夫最后一面。
为了避免感染，医院禁止家属探望。一次，趁护士换药的间隙，刘世平的妻子终于有机会向病房的玻璃窗内张望。在一群缠着纱布的伤者中间，她凭着一双脚的形态，辨认出了自己的丈夫。
她轻轻地唤着刘世平的名字，病床上的人如同触电般，手脚乱动，作为对妻子的回应。
但这样的“交流”只有过一次。几天后，这对夫妻再见面时，已经是在太平间了。
农村人出来打工，在城里没根没底，太难了
这种等待的滋味，宋长兴的妻子尝够了。
2012年，刘世平和一些老乡还好端端地在工厂打工的时候，正打磨着轮圈的宋长兴突然倒下了。
这个“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少有”的中年男子突然感觉胸闷、恶心，他快步向厕所的方向走去，但没走几步，一大口血就从口鼻处喷了出来。休克的他被送上了救护车。
当宋长兴的妻子从河南老家乘大巴连夜赶过来时，宋长兴还在昏迷中，插着氧气管，一张脸黄得像蜡纸一样。进厂体检时还很健康的宋长兴，得了尘肺病。
他们一家四口，刚开始都在这个厂打工。当时妻子的工作是“打小枪”，用一个形状“像啤酒瓶一样”的铜质工具磨轮毂。“那个东西沉得很，每天十多个小时下来，胳膊酸疼得不行，手也变型，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
车间里因为粉尘太大而显得乌烟瘴气。“上工两个小时，工作台上的黑色的铝末子就能有这么厚。” 宋长兴的妻子伸出手，比了差不多两厘米的高度。
工厂发的口罩，棉质的，薄薄一层。有的工人嫌口罩不够厚，会自己花钱买口罩，两层口罩一起戴。但下班的时候，鼻孔里还是有黑色的铝末。洗澡的时候，黑水从头流到脚，脸上的黑灰，用水冲不掉，他们都用洗衣粉洗脸。
铝末钻进鞋子，会让人的脚一层层的脱皮，有时还会引起溃烂，“很多工人的脚都是烂的。”工厂因此会定期发给他们皮炎平之类的药膏。
宋长兴就是穿着一身沾满铝末子的工作服被送到医院的，只是，他的衣服上还多了一片殷红的血渍。
住院的日子里，平日连矿泉水都不舍得买的刘世平，还提了一袋子香蕉来看他。
“农村人出来打工，在城里没根没底，太难了。”宋长兴的老婆气愤地说。
厂方最终付给宋长兴7万元的补偿，终止了劳动合同。
拿着几十张胸片，带着昆山宋仁卿纪念医院开具的一纸诊断——“支气管扩张合并粉尘感染”，宋长兴回到了河南老家。重体力活儿，剧烈运动，甚至猛地直腰都可能让他再次咯血。医生说，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
一年内，他看病花掉了10多万元。如今，总共花掉了30万元，欠外债10多万元。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离开中荣的宋小庄人。当时，不少同乡因为不堪忍受中荣的工作压力，纷纷选择离开，去别的厂打工。
但他却是村庄里，唯一一个因为尘肺病而离开中荣返乡的农民工。
大都市和新楼盘，看起来很近，但与他们的生活距离甚远
如今在昆山，灾难留下的痕迹，似乎不太明显。一家烟酒批发店的老板娘用同情的口吻说：“看新闻挺惨的，但以前还真不大知道中荣这个厂子。”
这个在本地人眼中没有多少概念的工厂，却可以轻易地左右宋小庄人的悲喜。
村里的打工者，在中荣这家工厂，普遍都工作过五六年。由于老乡引荐的这层关系，中荣算得上村民进城务工的一个跳板。这种进城打工的热潮，在2005到2006年间达到了最顶点。
村里人回忆，在那个时候，这个拥有200户家庭的村庄，60%的劳动力都在中荣打工。
宋小庄人都知道，在中荣厂打工耗身体，但工资比别家多近一千元。为了赚钱，刘世平始终下不了离开的决心。他计划着，像村里多数人那样，攒钱盖房，留给儿子结婚用。
事实上，2006年，宋长兴就已经攒够了盖新房的钱。他盖上了上让村里人眼红的气派的新房子。2012年，为了给他支付尘肺病的医药费，妻子只好把那座房子卖掉了。
宋长兴现在很少说话，总是一个人躺在黑漆漆的老房子里叹气。他每天要吃7种药，一周要挂3到4次水，每次4瓶，从早上八点一直输液到中午。
夏天的时候，他的身体还好受些，到了冬天，他的呼吸变得更加艰难，只能整天待在屋子里。
这种“密封在罐头里”的生活，他不是没有经历过。在中荣打工的时候， 大家几乎从不进城。
在昆山9年，如果不是因为住院，宋长兴从没去过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域，也从未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时他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抽两块五一包的红旗渠。
刘世平也是如此，他的手机已经旧到后盖要用硬纸板来充当，工厂发的500块钱的购物卡，他半年只消费了一百多。
爆炸发生之前，刘世平的工资已经能达到每个月四五千元的水平，年底还有一万元左右的奖金。为了这些，即使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也愿意。弟弟每次见他，他胳膊上都贴着风湿膏，缓解肌肉疼痛。
他们都知道这里离上海很近，早些年的时候，坐绿皮火车过去只要几块钱，如今，高铁只需要19分钟。但很少有人去上海看一看。
在他们眼里，那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和工厂旁边新建的楼盘一样，看起来很近，但与他们的生活，距离甚远。
“不幸中的万幸……”躺在家中的老房子里，阳光照在宋长兴干瘦的脸上，他慢慢地说。
“说不定哪一天也就完了。”旁人一时嘴快，话说出去自己也觉得冒失。但宋长兴表情依旧平静，仿佛对方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记者发稿时，刘世平的弟弟请求记者，写他和哥哥的时候一定要用化名。他不希望厂里的人知道他的哥哥去世了。
“没人知道的话，我可以假装他还活着，觉得在这里还有个依靠。”他说。“我希望死去的是我，而不是哥哥“。
出事的前两天，一向简朴的刘世平做了件奢侈的事情。他花了1400元，买了人生中第一个智能手机。
他兴奋地拉着弟弟，对着这个新玩意问东问西。那一晚，弟弟刘世安教会了哥哥用流量打免费电话，还帮他注册了人生中第一个QQ号。两个人还埋头分吃了一个大西瓜。
刘世安没有想到，那个属于哥哥的QQ头像，从此再未亮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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