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指示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指示

各级人民法院：

兹将本院“总结关于处理劳资案件的经验和对今后处理劳资案件的几点意见”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附：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关于处理劳资案件的经验和对今后处理劳资案件的几点意见

一、1953年夏我们总结了各地法院处理劳资案件的经验

在进行此项工作中，重点抽查了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四个市人民法院及华北分院在1953年上半年所处理的劳资案件中的187件。从抽查的结果来看，上述法院对这些案件的处理：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少数在执行政策上存在着偏“左”或偏右的现象。

法院受理劳资案件历年显著增加：北京市人民法院1951年下半年度收案299件，1952年下半年度收案830件，增加2.7倍。上海市人民法院1951年下半年度收案594件，1952年下半年度收案1365件，增加2.2倍。沈阳市人民法院1951年下半年度收案189件，1952年下半年度收案366件，增加1.9倍。天津市人民法院1951年下半年度收案218件，1952年下半年度收案1575件，增加竟达7.2倍强。1953年上半年北京市人民法院收案616件，天津市人民法院收案1443件，与1952年下半年比较虽略有减少，但比1951年收案约增加2倍或7倍。劳资案件发生最多的是在职工10人上下的中、小工厂，手工业作坊及少数小商店。案件的主要内容是解雇、拖欠工资、复工、劳保福利以及违反劳动纪律等。

劳资案件增多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有些资本家对政府对于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了解不够，因而怀疑顾虑，对企业经营抱消极态度，对工人店员抱戒惧态度。有的逃避资金，缩小营业;有的遇到困难，不积极设法克服，企图丢包袱，要求歇业解雇。也有一部分是不法资本家受到“五反”教育后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对职工心怀不满、仇视对立，甚至采取“三停”(停工、停薪、停伙)及其他软硬花招打击报复。如沈阳市中孚铁工厂加工任务正常，设备亦较完善。只因工人在“五反”时检举了资方的“五毒”行为，资方即怀恨在心，藉口经营困难拖欠工资。工人们为了搞好生产，主动让步，答应资方所欠工资在生产赢利中分期给付，而资方反而得寸进尺，不仅继续无理拖欠工资三个月，且诬称工人李金城等(基层工会干部，“五反”中积极分子)劳动纪律不好，要求解雇，解雇不成，就非法停工。又如天津市与华造杼厂资方侯文华，“五反”时抗拒运动，“五反”后报复工人，藉口经营困难无力开工，非法停工、停薪、停伙，企图逼走工人。他们扬言“不解雇工人就不干了”，并偷偷将厂里的工具搬走，另与亲朋合伙经营。另外还有的是企业并非国计民生所需，或虽为国计民生所需，但经营不善，产品粗制滥造，销售滞呆，无利可图，因而引起解雇或拖欠工资纠纷。最近也发现有些资本家因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想藉故停业解雇工人，以致发生劳资纠纷的。

其次是，有相当部分的职工认为在私营企业特别是小工厂、作坊和商店中工作无前途、不光荣，愿到国营企业中去工作，因而不安心，劳动纪律松懈。有的是不顾可能与否，要求提高工资福利待遇，或不尊重资方依法应有的一部分“三权”。加之这些行业工会的基层组织多数尚不够健全，工作比较薄弱，以致职工中自发的经济主义情绪与“左”的偏差没有能及时克服。也使劳资纠纷不断增多。

此外，还有一部分案件其实并非劳资纠纷，而是独立手工业者与工徒间的纠纷。由于这些手工业者对政府的改造与发展手工业的政策缺乏了解，或由于某些工徒的“左”的情绪的影响，即态度消极，藉故缩小营业，或于解雇工徒后自己单干，因而发生纠纷。

二、法院在处理劳资案件中基本上正确地贯彻了“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

对于资本家的各种不法行为给予了必要的制裁，保护了工人，维持了生产。如天津忠利成电料行，“五反”时查出是严重违法户，“五反”后对政府不满，仇视工人，抗拒退、补，连续十一个月不发工资，并以歇业解雇威协职工，使职工遭受严重困难，而资方则大吃大喝，存心拖垮营业。职工想尽办法团结资方搞好生产，资方不但不知悔改，反而鼓动同行，打击职工对抗政府。法院将该行资方扣押，经教育后资方作出清缴欠薪欠税计划，乃从宽判处徒刑半年，缓刑一年。该行工人反映资方自此以后确有悔改表现一积极经营。法院对于心存顾虑与戒惧而经营消极的资方，则耐心讲明政策，指出其错误，教育其积极经营生产。对某些与国计民生有利的行业因资方确有困难而发生的纠纷，帮助资方解决了某些实际困难，搞好劳资关系，使生产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