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蓝天的塞罕坝林场志愿者

对于“环境保护”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但真正想要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污染日渐严重的现在，总有一批人在默默地守护着这片蓝天和土地。

背景档案

历史上，塞罕坝有水、有树、有动物，被人称为天然的名苑。而“塞罕坝”一名系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高岭”。公元1681年，康熙在此设立了“木兰围场”，塞罕坝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后来由于过度开垦，很多树木被砍伐，到解放初期，这个昔日美丽的高岭，变成了树木稀疏、人迹罕至的茫茫荒原。

“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减少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1962年，原国家计委以共和国的名义发出这27字号召，下达任务。127名毕业生和242名干部工人组建塞罕坝林场，向沙漠进军。

53年，三代人耕耘，北京天安门以北320多公里外，塞罕坝林场目前已有林地面积112万亩，同时成为亚洲面积最大、兼具森林和草原景观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国家气象资料表明：上世纪50年代，北京年平均沙尘天数56.2天。2002到2012年十年间，北京春季沙尘天减少七成多。事实上，2007年，中国林科院对塞罕坝的价值有过初步的评估：塞罕坝不仅有效承担了阻挡风沙的任务，而且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清洁淡水1.37亿立方米，吸收二氧化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

开荒者

使命集结，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队伍，凿开了塞罕坝的第一个树坑。

塞罕坝并非一日建成。上世纪50年代，沙尘暴肆虐。距离北京最近的浑善达克沙地，海拔高达1400米，“如果这个沙源锁不住，对于海拔40多米的北京来说，就如同站在屋顶向院里扬沙。”作家李春雷在《塞罕坝祭》中写道。

浑善达克风口必须扼住，塞罕坝机械林场应运而生。

1962年2月，国家批准建立塞罕坝林场。使命集结，第二年，原林业部从全国18个省市紧急调配24所大中专院校毕业生127名，前往塞罕坝，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组建塞罕坝林场。

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队伍，凿开了塞罕坝的第一个树坑。

但塞罕坝自然条件的恶劣，注定了造林之路并非坦途。

塞罕坝位于河北最北部，地处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地貌以高原和山地为主，海拔在1010米到1940米之间。这里冬季漫长，年均气温在零下1.4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43.2摄氏度，年均积雪7个月，年均无霜期72天，年均6级以上大风日数47天。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塞罕坝人开始了开荒之路。由于环境恶劣，加之缺乏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经验，在建场前两年，塞罕坝连续造林成活率不到8%。失败带来的打击无比巨大，林场内流出要下马项目的传言。经过反复技术分析后，塞罕坝人意识到，想要提高成活率，必须自己育苗。但就在如此艰苦、寒冷的条件下，想要自主育苗，需要付出的艰辛并不是常人所能想象。

“不光造林，我们‘白手起家’，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情况下什么都得干。”作为林场的第一代建设者，如今75岁的赵振宇介绍，当年他在林场种过地，赶过牛车，打过铁，当过泥瓦匠、木匠、护林员、施工员、采伐工，后来担任营林区主任、林场总场副场长。

据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宣传部主任刘亚春介绍，粗略统计，从1962年到1982年，塞罕坝人20年内在这片沙地荒原共造林96万亩，总计3.2亿余株，昔日的塞外荒原终于披上了绿装。

志愿者

陈彦娴是“六女上坝”的主人公之一，19岁来到林场，亲历了塞罕坝的“成长”。

在陈彦娴印象里，当年全国青年都在学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邢燕子和侯隽，“我们承德二中同宿舍的6个好姐妹也想成为北大荒梁军一样的女拖拉机手。”于是，6人放弃了高考，选择“上坝”。

上个世纪60年代，林场交通闭塞，从塞罕坝通往县城只有一条土路。一到冬季，大雪封山，林场基本处于半封闭、半隔绝状态。从承德到塞罕坝，200多公里的路程，6人“整整颠簸了两天”。到了目的地，陈彦娴发现这里没有几间房子，到处都是半人多高的野草。

环境的艰苦超乎想象。“喝的是雪水、雨水和沟塘子水，吃的是含有麦芒的黑莜面、窝窝头、土豆和咸菜。房屋不够住，就住仓库、马棚、窝棚、干打垒和泥草房。”

陈彦娴觉得最难熬的就是冬天了。最冷时气温能到零下40摄氏度左右，十几二十人睡在茅屋的大通铺上，“嗷嗷叫的白毛风一刮对面不见人”，炕上铺的只有一层莜麦秸子，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早上起来眉毛、帽子和被子上会落下一层霜，“外面下大雪，茅屋里就扑簌簌地落小雪”，风一个劲从茅草屋缝隙往里灌。

初到林场，陈彦娴被分到了千层板林场苗圃工作。“苗圃育苗是一项技术要求非常高的工作，为了掌握好播种时盖土的薄厚和压实度，我们提前拿播种用的滚筒和刮板一遍又一遍地练”，滚筒是铁制的，里面加了种子和泥土，陈彦娴和同伴推起来很困难，但她们“手臂都练肿了还不能停，直到达到技术要求为止”。

进入10月份，苗圃开始选苗。为了保证苗根不失水，选苗都是在泥塘里作业，陈彦娴穿着棉袄，依然被冻得直打冷战。陈彦娴的双手都被冻肿，裂了口子，钻心地疼。就算这样，陈彦娴和其他人仍然在选苗棚里一坐就是一天，每人平均每天都选上万棵苗子。“收工时，腿都不听使唤了，站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整个人就像僵住了一样，好半天才能动”。陈彦娴发现，当时跟自己一起在苗圃里工作的人，后来不是罗圈腿就是风湿病。

“那时候，生产一线不分男女，也没有领导和普通职工之分。”陈彦娴说，1964年冬天，林场场长带领场里工人在马蹄坑清理火烧残木。“当时我们都比赛着干，你拖得多，我比你拖得还多。”1965年机械造林大会战时，领导每人带一个机组，一台拖拉机挂三个植苗机，每个植苗机上坐两名投苗员。在冰冷的植苗机上，陈彦娴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汗水把棉袄湿透了，棉衣结成冰甲，鞋冻成冰坨，走起路来哗哗响。”一天下来，工人们脸被冻得起了泡，肩被磨得血红。“第二天又照常上山。就这样我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

1977年10月28日，塞罕坝发生了百年一遇的“雨凇”。下雨飘雪，冰雪交加。夜里，工人在挂着两尺多长冰溜子的房檐下，眼睁睁地看着一坡坡松树“嘎吱嘎吱”被冰雪压断。

一夜雨凇，林场57万亩林地受灾，20万亩树木直接被压弯、压折，“林场10多年的劳动成果损失过半，真是让人想哭都哭不出来”，刘亚春记得，含泪锯下断松，重新栽下幼苗。1980年，林场又遭遇了大旱，12多万亩树木被旱死，“很多人也是含着泪清理受灾林地，从头再来。”

瞭望者

在月亮山望火楼上，年近60岁的夏焕新和妻子王坤霞已在此度过了第11个年头。

如今，站在月亮山望火楼上往下看，当年遭“雨凇”后种下的小苗都长成了大树。

10米左右高的两层望火楼位于千层板林场海拔1900多米的月亮山山顶，这也是夏焕新和王坤霞的另一个家。一层两间总共不到20平米的小屋是客厅、卧室和厨房，二楼是望火口——七八平米的小屋，四面墙上有11扇窗户用于防火瞭望。

夏焕新的工作是凌晨4点到晚上6点，每15分钟登高瞭望一次，看看是否有哪里冒烟了。即使没有情况，也要用固定电话向场部报个平安。“月亮山，报正常”，这6个字是夏焕新每天说的最多的话，同样的话，每天重复不下50次。这叫“零报告”，每次的瞭望都要记录在一本《望火楼瞭望报告日记》上。多年的锤炼，夏焕新一眼就能区别是烟还是雾，也知道四周远近的各个方位是哪座山哪道岭。

即使是晚上夏焕新也不能停止工作，晚上7点以后到凌晨4点之间，夏焕新仍然需要1个小时汇报一次情况。担心睡太熟起不来，夏焕新把手机铃声调到最大，“刚要睡着，手机铃声就响了。”这样的工作一个人吃不消，王坤霞和夏焕新轮着报告。

一年之中，夏焕新至少有半年是在望火楼上工作。“春三月秋三月，是防火要紧期，要一直呆着，如果碰到哪年雪少，还得延期。”

2014年开春雪少，夏焕新一家就在望火楼上过了整个春节。

在不到10平米的内屋里，一家五口人做了一锅砂锅肉和一碟子青菜，就是年夜饭。“菜就摆在窗口的书桌上，谁吃谁上前夹一点。”屋里只有一张宽2米的床，夜里谁困谁就躺下睡。一家五口人度过了这样的春节。

“就觉得很心酸，对不住孩子。”王坤霞回忆起这个春节总是忍不住抹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