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犯杀害前妻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成笑话

3人找高四成，希望他能劝说弟弟，高四成也答应从中帮忙，谁知竟给自己惹上麻烦。知情者说，2017年1月8日，高毛成打电话威胁高四成，“如果不给我400万，我连你也一起举报，送你坐监狱”。高四成的3个儿子恰好听到父亲手机免提的通话，便带人前往高毛成家，砸了高毛成家的玻璃，殴打了朱艳荣。事后，其中一人被行政拘留15天。

志丹县公安局和志丹县检察院都指认，截至2016年12月份，高毛成向上述3局长索要钱款，4次99万元都是高四成通过别人将钱给到高毛成手里。

2017年2月23日，高四成再也不能容忍自己亲弟弟得寸进尺的敲诈，向志丹县公安局报案，称自己被弟弟敲诈100余万元。随后高毛成被抓，警察在高毛成的手机里看到他给刘志平发的威胁短信。

2017年3月1日，高毛成涉嫌敲诈被刑拘，4月7日被逮捕。公安机关和检察院都认定敲诈的赃款达到99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随后法院开庭审理时认为，对于公、检两方指控的高毛成敲诈资金99万元的行为，法院最终只认定敲诈刘志平11万元，其他钱款不构成犯罪。

>>疯狂的杀妻

被判缓刑后

当着女儿的面杀死前妻

2017年10月份，志丹县法院委托志丹县司法局对高毛成进行“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根据评估情况，考虑如何对高毛成追究刑责。

当年10月13日，志丹县司法局委托志丹县灵皇地台社区，对高毛成进行“审前社会调查评估”。该社区调查的高毛成家庭情况是：高毛成与前妻生有一男一女，现由爷爷奶奶抚养，与现妻（朱艳荣）生有一女，已离婚。被捕前能孝敬父母，关心妻女，未有黄赌毒之类以及夜不归宿现象。

报告中，社区调查人员对高毛成邻里关系以及上述敲诈案件被害人的调查结论是“邻里和睦，被害人能谅解”，最后社区结论是高毛成可以使用缓刑。

2017年11月30日，法院根据案件情况以及“社会调查评估”，对高毛成以敲诈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元。

回到家的高毛成和妻子矛盾继续升级。2018年6月26日，通过志丹县法院调解，高毛成和朱艳荣自愿离婚。

然而，朱艳荣的弟弟告诉记者，姐姐离婚前，高毛成曾叫他到县城外的一座大桥上去，他和母亲一起去了，“后来姐姐告诉我，他当时带着刀子”，最后是姐姐口气缓和说不离婚，才将高毛成劝回家。而这次事件也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2018年6月30日晚上10点41分，在饭店打工的朱艳荣带着9岁的女儿往娘家临时住所赶。走到楼下时，小燕子突然看到前面变压器后面出现一个黑影，小燕子小声喊着：“爸爸，你是爸爸吗？”话音才落，黑影举起凶器砍向朱艳荣，小燕子认出黑影是爸爸，大声喊“你是我最好的爸爸……”朱艳荣奋力将孩子推向一边大喊，高毛成则不断举刀砍向朱艳荣。这时，小燕子突然想起妈妈平时给她说过的“我如果大喊，你就赶紧跑，不要管我”。朝着远方有灯的地方，小燕子撒腿就跑。之后，她用一个陌生路人的手机报了警。

>>严重错假的评估

调查评估人员承认

未听取嫌疑人妻子及案件当事人意见

朱艳荣遇害，高毛成落网。高毛成判处缓刑及促成缓刑的“调查评估报告”，成为大家质疑的焦点。

对此，志丹县主管刑事案件的副院长刘振强说：“我们适用法律恰当。为何判处缓刑，判决书说得很清楚。”

陕西律师胡超奇指出，从判决书来看，认定的敲诈勒索数额为11万元。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的规定，属于数额巨大，量刑应在3年以上。法院判处3年并适用缓刑不太适当。

那么，司法局的“调查评估报告”又是如何做的呢？

当初接受委托进行调查评估的志丹县灵皇地台社区主任高庆刚说，是他带领同事白虎军、刘柏林和高文慧进行调查的。高庆刚承认自己开始不知道《陕西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对“调查评估报告”的具体规定，后来发生高毛成杀人案后，他通过学习才知道规定的具体内容。高庆刚很内疚也很后悔，说自己工作中确实有不足的地方。

“调查评估报告”中称，2017年10月13日以前，高毛成已经和妻子离婚，而华商报记者掌握的证据是2018年6月26日双方才离婚的，对此高庆刚说，他也是听别人说的，“我应该看到离婚证或法院文书”。也就是社区错误理解了双方的“离婚”，导致是否同意高毛成判处缓刑而没有听取到家庭最重要成员、妻子朱艳荣的意见。

高庆刚也承认，他们也没有见到高毛成敲诈案中的3名局长及报案人高四成。这些被害人都是法律规定的要听取其意见的对象。但是，社区在“调查评估报告”中写道：“被害人能谅解（高毛成）”。2018年8月27日，华商报记者见到了敲诈案中两名被害人志丹县经发局长王思柏和审计局长刘志平，他们说志丹县法院在判处高毛成缓刑以前，志丹县司法局和社区均没有找到他们或他们的亲属听取意见。

>>司法局的渎职

对评估报告未审核

未抄送检察院

据了解，被判处缓刑的服刑人员，是需要到社区进行矫正的，由县（区）司法局负责管理。为此，华商报记者采访了志丹县司法局局长马雅娜，对于“调查评估报告”中出现的种种错误，马雅娜认为“如果有错都是社区的错，我们应该相信社区的调查，司法局没有必要审核人家的调查结果”。

没有见到妻子，报告是如何得出“关心妻女”“没有夜不归宿”的结论？对此，马雅娜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高毛成的邻居也应该知道是否关心妻女和是否夜不归宿呀”。而对于朱艳荣家属称，朱艳荣生前多次遭遇丈夫家暴并报警的说法，志丹县司法局的“调查评估报告”中也未体现出对相关公安部门的调查。

对于要听取高毛成敲诈案中“被害人”的意见之规定，马雅娜起初笃定地称“根本就没有此规定”，后又改口称，检察院的起诉书上对于被害人都是“某某某”，根本无法核实被害人的身份，对此她说没权利前往法院或检察院核实被害人具体身份。

“调查评估报告”是否抄送志丹县检察院呢？马雅娜说不需要，因为是受志丹县法院的委托，所以不用抄送检察院。而《陕西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二十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将报告副本抄送同级检察院，检察院对调查报告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司法机关予以说明。也就是说，对于“调查评估报告”，司法局没有起到监管责任，没有送检察院，也失去了检察院最后的监督。

2018年7月6日，朱艳荣遇害后的第7天，志丹县司法局给志丹县人大常委会写了一份《关于罪犯高毛成在缓刑监管期间重新犯罪的情况说明》，志丹县司法局丝毫没有提到自己社区矫正时“调查评估报告”的不足和虚假。

陕西法正平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屈建国认为，社会调查评估工作的本质是以司法行政机关为责任主体、其他社会力量全面参与的一种司法行为。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具有执法权，其他社会人员和机构只是起到辅助配合作用。但就本案而言，志丹县司法局将自己的工作职责交付给其他人员实施，没有参与调查和评估，也没有对社区的“调查评估报告”进行监督和审核，导致评估报告流于形式，最终将错误和不实的信息反馈给审判机关，导致被判处缓刑的人员又杀人的后果，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该“调查评估报告”存在司法行政人员渎职失职的情形，当地监察委应该对司法局工作人员立案查处。

目前，志丹县纪检委已经介入此案。志丹县委书记李建强说：“纪检部门对于涉嫌违纪的问题，会严肃处理。”（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小燕子为化名）

>>延伸阅读

社区矫正立法的“最后一公里”

9月5日，陕西司法界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社区矫正国家有望立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解决执法主体的问题。

2016年12月1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但未丽曾撰文称，当前，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多是司法助理人员。实践中，这部分人一直缺乏刑罚执行所要求的执法身份、执法主体资格和相关刑事执法权限。立法应该对调查人员资质、调查人数和调查纪律有所限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组织”原则上并不具备刑事调查和证据收集资格。而且，当前调查内容过于狭窄，只对“罪犯的社会危险性和对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立法应作出更加详细的规定。也有学者认为，就是这样狭窄的调查内容，有的人员责任心不强，也难于按照规定实施。

2018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社区矫正立法还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需要解决，还需对司法行政机关主管社区矫正的职责、机构设置及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等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明确矫正工作执法主体身份，有利于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有利于体现刑罚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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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武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