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国外专家学者们针对中国的“从严治党”连连发问。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回应提问中介绍说，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中，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高层领导出问题，让中央开始研究并思考怎样管好掌握党和国家高层权力的党员干部。他告诉记者：中央正在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
最终要通过制度解决问题
当国外专家就中国对高层垄断权力腐败发问，李君如做出回应：中央正就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这样一些高级领导人层面的案件进行研究和思考。
“思考的结果是：‘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这也都是邓小平说过的话。”李君如说，现在一个严峻的考验是：掌握着党和国家高层权力的党员出问题，谁来查处?
他介绍，目前中央正在研究，怎样管好2000多名省部级领导，怎样管好近200名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怎样管好20多名政治局委员、7名常委。
“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党员，同样都要接受党纪国法的监督。”李君如说，最终还是要通过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正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
腐败与我党的性质对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反腐败?
李君如解释说，这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攻进北京城，没多久政权就垮塌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能当李自成，掌握权力后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艰苦奋斗。
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相关。李君如介绍，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决不允许侵犯人民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腐败是与我们党的性质相对立的。当前，中央意识到不能让腐败蔓延下去，所以党中央下决心要痛击腐败、要对腐败零容忍。
自我监督包括“手术”“调理”
在对话会开幕式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谈到：中国共产党应当加强自我进化、自我革新、自我约束来解决腐败问题。有国外学者就此发问：自我监督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吗?
李君如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信仰与制度、教育与惩办、党内和党外、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自我监督机制。通过党员干部的自省、党组织根据规章制度进行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纪委的执纪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政协委员监督、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都是“自我监督机制”组成部分。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实践来看，这种自我监督机制是有效的，它不仅有“外科手术式”的纪检惩办机制，还有“中医调理式”的信仰和党性教育机制，既袪邪，又扶正，能治病，也能治未病。
问答
“塌方式腐败”哪找这么多官员来换?
中组部副部长：被群众举报属实的官员要拿下来
在中国山西、云南出现的塌方式腐败，引发国外专家关注。在昨天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有与会的海外专家问：山西等地方出现塌方式腐败，从哪里找这么多官员来顶替他们?是否会对干部评价和选拔体系带来影响?
对此，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向群坦言：对组织部门而言，如何选拔官员、防止带病上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介绍说，基于此前的经验教训，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进行了重新修订，其中便在领导干部的酝酿、选拔、提名等环节增加了相关的要求。
同时，组织部门也加强了一些制度的执行力度。比如官员申报事项制度，以前对官员申报的事项没有核查，现在不仅要进行核查，而且对于拟提拔官员的申报事项要逐一核查，有申报不实的(拟提拔官员)就要拿下来。
陈向群还介绍说，尤其在对干部的考察当中，现在特别要求组织部门要深入到熟悉干部的群众当中去，从家庭情况、工作情况、8小时之外等多个方面了解，有疑问的干部一律不使用。
除此之外，组织部门与纪检监察部门也进一步紧密了联系，在提拔干部前，都要以正式行文的方式来征求纪委的意见，对接到群众举报的拟提拔干部，纪委都会反馈，这时就暂不提拔、直到把问题查清楚才会用，而对确实有问题的干部就要拿下来。
对于山西、云南等地发生塌方式腐败后官员的选用，陈向群表示：虽然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很大，但总体来说，腐败分子在干部总数当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少数，大多数干部还是廉洁的。
声音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不想腐败丑行上头条就不要做
昨天上午“2015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开幕式上，多位与会的外国前政要作为特殊嘉宾受邀讲话，在“从严治党”这一主题下，反腐成为共同关注的话题。澳大利亚前总理、工党前领袖陆克文谈到反腐问题时表示，“不想丑行上报纸头条的话，那你就不要做”。
腐败通常从政府最低的层级开始
“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陆克文认为反对腐败是一种全球认可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他在发言中引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一段公开发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 N 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他认为，“王岐山的这番话，不仅仅适用于孔子和儒家文化，对全世界很多文化都适用”。
陆克文曾经领导的工党在澳大利亚担任了25年的执政党，谈及澳大利亚政府以及工党治理腐败问题时，陆克文介绍，当他还在昆士兰州的时候，当地的工党就帮助当地政府建立了第一个反腐败委员会。“在过去25年里，我们的反腐败委员会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断监督官员的行为。我们想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如果不想让丑行上头条的话，那你就不要做。”
在陆克文看来，腐败通常从政府最低的层级开始。“地产、土地管理等领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非常容易产生腐败，不管省还是州还是全国层级上，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
避免出现没有信仰、没有原则的阶层
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在致辞中谈及欧洲的腐败问题时表示，腐败在欧洲，在意大利，都是一个重要、敏感的话题，不仅影响一国的全球竞争力、经济发展，也会破坏政党的信任和民主进程。
达莱马指出，腐败还会滋生犯罪行为，使集团化的犯罪渗透到公职部门，因此反腐是各国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政党的责任，是透明性和责任的结合，也就是说，政治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让公民对政治家的公共行为进行监督，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体制，使普通人获得开展直接监督的手段和方法，在他看来，这是反腐败最好的保障。
达莱马还提到，实际上腐败与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关，在西方，政治总是受到经济、金融影响，其中一个值得关注和警惕的现象是，腐败使那些没有政治资源的人士遭到边缘化，因此让人民参与监督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阻止财富在某些政治家中聚集，并避免特权阶层固化，同时避免出现没有信仰、没有原则的阶层。
安全网新闻链接：媒体盘点对抗组织调查官员
中纪委通报指，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这并不是一个新表述，据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在纪检部门的公 开通报中，至少有二十多名被查官员存在类似行为，其中一些人更是“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除了令政策，还有哪些“老虎”干扰、妨碍组织审查?
消息披露，经查，令政策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此外，令政策还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
据记者统计，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中，已有6人被指“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
除了令政策，另外5人分别是：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斯鑫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成员栗智，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建一，以及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
其中，徐钢被指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
而作为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高级领导干部，斯鑫良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赃物，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此外，身为中管干部，今年1月宣布被查的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霍克，亦被指“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
一些厅局级官员更大胆!多人“对抗组织调查”
一些厅局级及以下官员更被指“对抗组织调查”。据中新网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在中纪委网站上，至少有17人存在类似行为。
他们中，14人被指“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杨跃国就是典型例子，被网络举报后，他一方面和行 贿人订立攻守同盟，退还部分收受的贿赂，转移违纪违法所得;另一方面，“上蹿下跳”，在组织面前信誓旦旦，甚至还专程到云南省纪委要求组织澄清。云南省纪 委“如其所愿”对他进行调查，结果查出了大问题。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四条，“有其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更多资讯内容请关注本安全网公共安全频道。
( 责任编辑: 刘长利 )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