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教育提高重视，同时学校旁边的“天价学区房”令人望而却步。这种现象同时反映出中国各地教育水平、教育资源存在不均衡分配问题，目前这种情况亟需解决。
中国孩子的童年很累，课堂与课下的作业自不必说。素质教育本该是快乐的，但竞争性的素质教育，也消耗着孩子们的周末。家长平时陪着孩子在灯下作业，周末则带着孩子奔波于各种学习班之间。每当看着孩子疲惫的睡去，许多家长心中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原本应该快乐无忧的童年去哪里呢?
针对中国当下的高考制度，其实到了初中高年级、高中阶段，再发力学习，是完全来得及的。这一点参加过高考，经历过高中严酷学习的人稍微想一想都不难明白。毕竟，只有到了这个阶段，随着数学的抽象化、物理、化学科目介入，学习对智力、思维的要求才迅速上升，才有了区分度。所以，客观的看，虽然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竞争的压力必然会向童年传导，但社会竞争的压力向童年传递的时，本应是平缓的，年龄越小，就越感受不到。
但是，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一套精密的环环相扣的体系，每一次入学竞争，都需要前一次的胜利为基础：想有个好工作，就得上一个好大学，想上个好大学，就得上一个好高中，再之前，就得上好的初中、好的小学，甚至好的幼儿园。每一次上好学校，都需要一次竞争。就这样，社会的压力就顺着这个连环套，高效的传递到童年。
于是，大多数家长都在这个制度的挟裹之下，拖着孩子在竞争的大潮中疲于奔命。当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家长就开始焦虑学区房。不买，担心孩子上不了名校，输在起跑线上，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愧对孩子，在亲友同事面前脸上无光;买，学区房房价高昂，多年积蓄，倾囊而出，往往还条件落后，居住不便，除了学区，几无任何好处。
购买学区房的目的，为了上好学校，不输在起跑线上。好学校与坏学校的差别，源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不均等。与此同时，政策设计者又装作不知道这一切——义务教育又是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于是，想进好学校，除了购买学区房，把户口迁进去，别无他法。
所以，不管是孩子的累，还是学区房的经济压力，都源于教育资源的不均等。虽然教育部已在上世纪90年代取消了重点学校，但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却是，公立阶段的教育资源，仍然非常不均衡。
所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取消示范校、实验校等一切名目下的重点学校，打破目前高效的压力传导机制，方能延缓社会竞争压力向低龄段扩展，降低低年级的负担，拯救孩子们的童年，也把家长从学区房的焦虑之中解放出来。
公平性的考量是第一位的。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教育水平不一样，对此，很难短时间改变，民众也能理解。但是，一个城市学区的划分，往往一墙之隔、一街之遥就是两个不同的学区，对应着教学质量天壤之别的示范名校与菜场小学。那么，政策制定者如何才能面对孩子们疑惑的目光：为什么他能上重点校，而我不能，难道仅仅因为我爸爸没有钱，或者我投胎偏差了那么几米?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学区房的逐渐换手，最终，好学区就逐渐变为富人区，优秀的公立教育资源更逐步与穷人隔绝，由此产生出更大的不公平：阶层固化。
从效率方面看，教育资源均等化，能理顺教育资源支付机制，提高效率。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所谓市场化的方式，就是直接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支付，但是，令人费解的是，目前的教育资源支付机制却不是这样的。家长想要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却要支付巨额资金给与教育资源毫无关系的一个房东，真正的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与创造者老师与学校，反而得不到应得的激励。显然，这不是一个好的支付机制。
更糟糕的是，学区房这种教育资源的支付机制，形成了一个门槛，导致了事实上的劫贫济富。有钱的家长，可以花五百万、六百万购买学区房，几年之后，家长再把房产卖掉，很可能反而能赚到一笔钱。这就意味着家长根本没有因子女享受到更好的公立教育资源支付金钱，反而从中获利。但是，这一切的条件却是，家长能达到支付五、六百万资金的门槛，而达不到这个门槛的人就被拒之门外。公立教育的经费来源是全民税负，这就意味着，能达到资金门槛的富人掠夺了达不到资金门槛的穷人。
这个时候，中国的公立教育资源，就不是按通常政治伦理所认为的那样公平分配。相反，既不是起点公平的人人均等，也不是弱者更多的结果公平，反而形成一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劫贫济富。
教育资源的非均等化，也成为腐败的温床。引发争抢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更好的资源”，而更好的资源却源于，本该公平分配的资源被人为的不平均分配。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一锅粥，每人一勺，大家心平气和，但是，分粥的人却改变这个规矩，大多数人只得到半勺。克扣下来的，到了少数几个人碗里，这些碗里有3勺、5勺，于是，人们抢得头破血流。这个时候，掌勺人也有了寻租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如今中国公立教育阶段的资源争抢中，各个城市的教育当局的实权官员有多么的炙手可热，
十八届三中全会注意到了教育资源均等化的问题，提出：“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资源均等化目标，既是对民众的庄严承诺，也是未来数年的施政纲领。这就意味着，教育资源均等化不应该是遥遥无绝期，而应该有短期的时间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个改革比人们想象的更为紧迫。教育资源交易均等化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经不多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购买了学区房，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阶层就形成了。当这个局面形成，他们就会变成改革的最大阻力。如果不怕以恶意来揣测的话，这个局面，正是很多地方的教育官员期盼之事。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有更多的寻租空间。这一点就像目前的出租车改革，当既得利益阶层形成之后，改革会更加艰难。
破除择校难题，是中央政策，自然也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学区房就是为了择校，择校之皮不存，学区房之毛焉附?所以，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就是，学区房的存在，是各个城市教育当局没有做好教育资源均等化的耻辱、失职之标志。各地教育局长，都应该对学区房现象负责。当他们把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工作做好了，学校之间的差别消除了，也就自然而然的消灭了学区房。
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在当下，任何改变都以改革之名进行，但当缺乏指标来反映变化的时候，民众却无法知道到底是变了还是没变，是变好了还是变得更糟糕了。所以，教育资源均等化应该有指标。这个指标也容易找，比如，用每个学生所获得财政投入大数据替代目前笼统的地区生均投入，再如统考成绩的校间方差，甚至学区房的价格都可以很好的反映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程度。
佰佰提醒：天价学区房折射出一个国家学生教育水平和教育制度的局限性。当前教育资源合理分配问题亟待解决。教育资源实现均等化，那么学区房价格也会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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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吴梦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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