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主要对话机制
此前，中美之间因为网络攻击引发的纠纷是信息安全领域的一件大事，最终以何种方式结局无法预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件大事终于以合作的方式尘埃落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就打击网络犯罪达成共识，2015年内将启动高级别对话机制，对恶意网络行为所请求的反馈信息和协助的时效性和质量进行评估。
记者从相关部门证实，这是中美就网络安全方面跨国合作的最高机制。
中方将指定一名部级领导牵头
据公布，中美双方同意就恶意网络活动提供信息及协助的请求要及时给予回应，同时依据各国法律和有关国际义务，就调查网络犯罪、收集电子证据、减少源自其领土的恶意网络行为的请求提供合作，并适当向对方提供调查现状及结果的最新信息。
此外，中美双方还将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
据了解，这一高级别的联合对话机制包括了中美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处理恶意网络行为的主要行政部门。
其中，中方将指定一名部级领导牵头，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家网信办参加。
美国则由国土安全部部长、司法部部长作为对话的美方共同团长，联邦调查局、美国情报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
该机制对任一方关注和发现的恶意网络行为所请求的反馈信息和协助的时效性和质量进行评估。此外，作为机制的一部分，双方还将建立起热线，负责处理在响应这些请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升级。对话第一次会议将于今年内举行，之后每年举行两次。
跨国合作最高机制解决回应不及时
记者也从相关部门证实，从中美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来看，这一由部级领导和部长牵头、多部门参与的联合对话机制系最高级别的合作机制。
曾参加查办跨国网络犯罪的一位人员告诉南都，由于网络犯罪涉及的领域广泛，不同领域的网络犯罪案件，在不同的国家，归属的查处部门也有所不同。在此前的跨国合作中，往往会出现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对接的状况，多部门参与的对话机制有助于解决对接的问题。
一般而言，基于网络犯罪个案的跨国协作，由公安部国际合作局提出后，需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才能转交到美方;在这一高级别对话机制下设置热线，也将方便中美双方就个别案件直接进行沟通和对话。
上述人员表示，由于跨国协作的程序性等方面问题，近年来，回应不及时依旧不同程度存在，“建立高级别对话机制，完善了对接渠道，还对反馈信息和协助的时效性、质量互评，将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也告诉南都，目前网络安全问题已成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矛盾之一，去年因某些原因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设的网络工作组停止运作，此次重新建立更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可视作对话的重启。
关注
中美就阿富汗问题积极合作：
国际舞台上首提“中美阿三边对话”
南都讯 在白宫习奥会的成果清单中，中美首次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中美阿三边对话”，并将在当地时间26日，借联合国大会的国际舞台，联起手来，主持一次关于阿富汗重建和发展的高级别会议。
两国的这一合作方式引起了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的注意。专家告诉南都记者，这或将是中美在朝鲜问题、伊朗问题之外，又一次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开展合作，并力争在国际社会面前做出表率：中美之间不仅存在分歧，也同样在很多领域有合作的机会，想“联手做一点事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巍告诉南都记者，在中美分歧不少的当今时期，阿富汗问题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合作点。这次提出的“中美阿三边对话”虽然是首次提出，但这三方的合作有着共同利益，也符合大方向。
达巍表示，阿富汗对中国和美国都有自己的需求，阿富汗也处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以及美国提倡的新丝路计划的交汇点之上。特别是对中国而言，阿富汗的稳定同中国有着切身利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阿富汗问题专家邵育群告都记者，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在“二轨”层面上建立了三方对话，但政府间促进“中美阿三边对话”尚属首次提出。据记者了解，此前中国和美国曾携手对阿富汗官员进行联合培训。
达巍表示，拥有三边对话之后，中美对阿富汗问题解决的投入会更加大，彼此之间的工作也会更协调，“合作效率会更高”。
不过邵育群认为，“中阿美三边对话”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机制化，因为官方目前并没有给出三边对话的举行时间，一年举行几次等消息。
观察
中美对话机制再建6项
两国对话机制目前已达90多项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政府至今已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卫生、法律、环境等各领域建立90多项官方的对话协商机制。中美问题专家向南都记者指出，这些机制是管控分歧、解决矛盾的重要平台，但两国在建立机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优化改善对话方式。
记者注意到，中方此次公布的成果清单中，涉及6项新建立的对话合作机制，分别是：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中美核安全双边对话机制、中美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高层及专家对话机制、中美省州立法机关交流机制、中美绿色港口和船舶合作机制、中美阿三边对话。
从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对话机制的建立已走过30多年历史。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对南都记者表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一个统领性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有各领域各方面的机制，构成中美两国交流沟通的平台，多数都是具体工作层面的机制，实际上两国各个部委都有这样的机制。
梳理这些机制建立的时间轴可以发现，中美对话合作机制前期偏重于经济、政治，随着两国关系加深，逐渐发展为战略轨、经济轨、人文轨“三轨并行”，拓展到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弥补长期以来交流对话的不足。近年来，中美军事和司法合作机制也开始起步，并向更“敏感”的领域涉足。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表示，当前中美基本已经形成“能对话就对话”的格局，双方对增加和扩展对话机制很重视，建立的机制也越来越多，并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他认为，当前的关键是，面对深刻的矛盾和影响全局的分歧，两国不但要建立对话机制，还要好好想想对话的方式，扩展对话机制的数量之外，更重要的是改善优化对话的方式，真正有助于解决问题。
至此，喧嚣一时的网络纠纷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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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刘长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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