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地下钱庄是如何洗钱的?

办案人员追赃时发现，沈友国指定的账户为他人的个人账户，将资金转移到5个账户，又迅速将资金向100多个账户分散。公安机关分析认定，这些账户操作者有从事地下钱庄作案嫌疑。

今年6月2日，宝安警方收网该案，抓获30余人，捣毁地下钱庄窝点6个，查获银行卡300余张，涉案金额高达120亿元。

“对于地下钱庄的客户，其实存在各种法律风险。比如，公安查案时冻结了地下钱庄账户，其中包含某个客户的资金，此为涉案资金，有全部没收风险;地下钱庄的潜规则一般是需要客户先付款，假如钱庄收到钱后还未‘对敲’就卷款跑路，由于涉及违法行为，客户资金很可能不受法律保护。”李明照说。

在浙江金华“9·16”地下钱庄案件中，警方收网当天有几家企业刚刚把钱付给地下钱庄，钱庄还未来得及付外币就被警方控制，这些企业不仅损失了这笔钱，还要接受行政处罚。

除合法资金利用地下钱庄转移外，尚有大量涉及违法犯罪的赃款把地下钱庄作为转移到境外抑或“洗白”通道。

据李明照介绍，目前我国经济犯罪总体十分活跃，在部分领域呈现激增态势，金融、证券、涉税、商贸、假冒伪劣、涉众等领域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均发现有地下钱庄作为赃款转移通道。

上海警方办理的伊世顿公司涉嫌操纵期货市场案中，犯罪嫌疑人即是通过地下钱庄将非法获利转移出境。

上述深圳宝安地下钱庄案中，尚有案中案涉及上游犯罪。

宝安警方在侦查该案时发现，该地下钱庄中名为郑海林的账户和宝安的另一起合同诈骗案有关联。

经营一家电子元件贸易公司的陈同生曾诈骗不同的事主达2亿多元资金，其中一部分约8000余万元的资金通过郑海林的账户被转移至香港。目前，陈同生已逃至境外，尚处于通缉中。

厦门远华案中，赖昌星利用走私赚取的大量赃款即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至境外，其将人民币现金送到地下钱庄，钱庄再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支付给赖昌星在香港的公司相应美元或者港币，赖借此在香港大量购置地产，进行投资。

据记者了解，有的地下钱庄已经成为暴力恐怖活动和境内外敌对势力转移资金的工具，直接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今年，新疆已破获30余起资助恐怖活动的案件，均和地下钱庄有关联。

尹中立介绍，洗钱犯罪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其中以深圳、温州等地为“重灾区”。这些地区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通过地下汇兑活动向外转移资本时，有各自对应的境外国家和地区，比如广东对应香港，温州对应欧洲和美国，山东半岛对应日本和韩国。

在公安部此次专项行动中，紧邻香港、澳门的广东公安机关战绩斐然。据广东省公安厅经侦局金融犯罪侦查科科长邓俊彬向《财经》记者介绍，今年4月1日以来，截至8月19日，广东全省共侦破地下钱庄案16起，其中深圳7起，抓捕犯罪嫌疑人74人;全省涉案金额超过600亿元，缴获现金人民币1900多万元，港币110多万元，美金26万元，冻结账户1418个。

“广东之所以成为破获地下钱庄案最多省份之一，是因为广东距离香港、澳门最近，经济活跃，特别是深圳，出入境贸易频繁，常有十几亿元的现金流动，如果夹杂一些非法渠道转移的资金，金融机构就很难发现。”邓俊彬说。

洗钱定罪难

虽然地下钱庄的经营活动中往往存在上游犯罪，但以此认定地下钱庄经营者洗钱犯罪却难获法律支持。

《刑法》中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含有“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一“明知”条款成为地下钱庄经营者规避法律的利器。

接受记者采访的诸多办案民警均有同感，参与地下钱庄活动的犯罪嫌疑人为规避洗钱罪，从来不问客户的资金来源，即便知道也在归案后故作不知，办案机关也很难找到可以支持这一“明知”条款的证据。

“所以，大部分地下钱庄案可能存在大量洗钱行为，但最终只能以非法经营罪定性。”李明照说。

尹中立介绍，洗钱犯罪和地下钱庄的问题由来已久，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巨大。由于其手段隐蔽、资金难以追踪的特点，能够被查出来的案件少之又少，只能算整体数量的“冰山一角”。被法院认定的洗钱犯罪更是寥寥无几。

目前可知的第一起洗钱案例是广州洗钱案，江苏南京人汪照因通过购买企业股份假造亏损账目帮助他人的贩毒资金洗钱，后以洗钱罪被广州海珠区法院判以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该案在审理时，曾因汪照“是否明知其为贩毒所得资金”而引起争论。

第二起洗钱案件来自福建泉州，同样与毒资相关。

2002年8月至2004年4月间，毒贩蔡清海将贩卖毒品所得的赃款陆续通过菲律宾地下钱庄汇入我国境内地下钱庄。在蔡的指使下，其叔蔡怀泽、其堂弟蔡建立分别以各自名义在农业银行石狮市支行、建设银行石狮市支行开设个人账户，并将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的350余万元及660余万元赃款存入上述账户。事后，蔡怀泽、蔡建立将大部分赃款转出。

这一洗钱过程为：蔡清海通过菲律宾地下钱庄将赃款“汇入”我国泉州、晋江、石狮等地的地下钱庄;泉州、晋江、石狮等地的地下钱庄将赃款分别存入蔡建立、蔡怀泽的账户;蔡建立、蔡怀泽在蔡清海的指示下多次取现，用于购买车辆等用途。

2005年5月9日，蔡建立、蔡怀泽以洗钱罪分别被判三年和两年六个月。

广义上的洗钱是指，为了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地点、来源、去向、所有权或其他权利使其获得表面的合法性而进行相关活动的过程。

实践中，洗钱与地下钱庄已共生共恶——地下钱庄为走私、贩毒、贪腐等上游犯罪提供了转移资金的支持保障，上游犯罪衍生而出的洗钱行为又为地下钱庄带来滚滚财源。

尤其在贪腐犯罪中，官员借贪污贿赂短时间迅速积攒的巨额资金急需找到转移、“洗白”的通道，离岸公司、地下钱庄恰能满足这种需求。

已被执行死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就曾和情妇商议将受贿赃款转移至境外，之后，其情妇为将4109万元赃款清洗出境，不惜付给地下钱庄1150万元的费用。

中国首例因贪腐赃款洗钱的案例出自重庆。2008年8月1日，因受贿2226万元，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同庭受审的还有其妻子付尚芳，付尚芳被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晏大彬将2165万元受贿款交给付尚芳保管。而付尚芳明知该款系晏大彬受贿所得，仍将其中943万余元以本人或他人之名，用于购房、投资金融理财产品以及存入银行等。付尚芳因此成为因亲属贪污受贿被控洗钱罪的第一人。

在记者掌握的另外一起江苏省扬州市发生的贪腐案件中，虽然贪腐官员职级较低，但也采用地下钱庄这一手法转移贪腐赃款。

2008年9月，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到扬州市检察院反贪局通报，检察机关在查办扬州市交通局公路建设处财务材料科原科长王新涉嫌挪用公款案、扬州市商业银行方圈门支行原副行长肖路受贿案中，发现王新、肖路共将100余万元赃款汇入开设在上海市农业银行的何家财账户，并转至加拿大，何家财或涉洗钱罪。

何家财，福建福清人，于2002年携家人赴加拿大定居，并于次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市注册成立特快汇款公司，此后又相继在阿联酋、香港等地成立了相应的汇款公司，在多人的协助下，为国内客户开展跨境汇款业务。

2004年11月至2008年10月间，何家财以其本人及家属、朋友的名义在天津等22个省(区、市)开设的363个账户累计经营额约85.76亿元人民币，涉及国内27个地区的4000余名客户。

何家财等人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洗钱罪立案侦查，最终在2010年，何家财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00万元。

破坏金融秩序

“许多人，包括个别地方政府人员，认为地下钱庄无非就是倒汇转钱提现，能有什么危害?”李明照说，但实际上，地下钱庄的危害相当大。

李明照举例说，一起地下钱庄专案中，犯罪嫌疑人每天早上等银行9点钟一开门，20余人一拥而入提现金，一会儿工夫就把该网点一天的备付金提光。这些人提取到现金就去购买外汇。到了晚上，银行刚往ATM机里加了现金，这些人又排队去提，一会也提光了。这些都严重影响、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尹中立认为，中国可以说是洗钱犯罪“天堂”，我国的金融机构不要求为大额现金交易提供资金来源合法性证明，这为洗钱犯罪和资本外逃提供了便利。

李明照介绍，地下钱庄的资金交易具有高度隐蔽性，其数量和资金难以准确统计，大量性质不明的跨境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从而形成巨大的资金黑洞，极易破坏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秩序，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

以股市为例，境外热钱假如不通过正规渠道进来，而是利用地下钱庄“翻墙”入市，极易破坏股市平衡，又难以监管。

公安机关曾破获一起案件，国外的投资机构在国内注册贸易公司，通过地下钱庄把钱转入境内，在国内炒股获利，然后钱再通过钱庄转出境外，无从监管。

“特别是近期以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国际资本波动不断加剧，中国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加大。这种情况下，更要警惕一些‘灰色资金’通过地下钱庄跨境流入流出，对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和冲击。”李明照说。

由于地下钱庄的资金交易无法纳入正常的国际收支统计中，导致国际收支数据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形态的实际情况，影响有关部门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等方面的准确判断和分析。

地下钱庄为客户提供非法金融服务，无形中成为银行的竞争对手，造成银行客户群的流失和业务量减少，直接损害了银行的利益。

李明照介绍，一些企业将在国内的人民币经营收入支付给地下钱庄，并在境外收取相应外币，将应纳税收入转移至境外;还有企业通过地下钱庄将大量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后套现，偷逃税款，给国家造成重大税收损失，侵蚀国家的财政基源。

中国反洗钱工作的核心管理部门是央行、公安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但目前，反洗钱各部门间形成不了打击合力，我国反洗钱工作效率不高。”李明照说，比如，部门合作信息不共享，犯罪分子往往开设多个银行账户，公安机关在查询账户时需要给该银行去函申请，等到审批结束往往需要一周时间;反之，不法分子如果拿着假护照到银行开设账户，银行也不能像公安系统一样识别假护照。

李明照指出，公安机关和银行的传统资金账户调查方式跟不上形势需要，建议银行为公安机关办案提供便利，建立快速查询机制。一个案件中可能牵涉很多钱庄，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可能存在跨地、跨行、跨境交易，造成公安查账户难，银行查账慢。如今兴起的网银交易更是加大了查账难度。

银行应起到重要的监管作用，但许多基层办案民警发现，一些银行负责人反倒和地下钱庄关系密切。

北京“7·30”地下钱庄案中，部分银行从业人员为非法牟利，利用工作之便，协助地下钱庄招揽客户，从中获取2‰左右的提成。

“许多地下钱庄经营者经常匿名开设多个账户，这让我们追踪起来非常困难。商业银行不能只盯着利润，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一大队大队长刘育全说。

银行作为反洗钱工作的主要管理部门，需要与实施打击行动的公安部门密切配合。

尹中立认为，银行在反洗钱工作中主要承担的责任是提供技术上的审查。但是现实情况下，银行与公安部门的协调配合存在种种阻力。

对于银行来说，即使怀疑部分账户有问题，也不会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因为银行依靠吸纳客户盈利，其利益和客户捆绑在一起。同时银行需要遵守为客户保密的规定，因此除非公安机关出示相关证据，银行没有主动提供线索和追查账户的义务，这无疑为公安机关追查案件造成困难。

要想改变这种困境，尹中立建议，银行应该在现有的基本防范措施的基础上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洗钱必须要用现金，而现金本身的特点就是难以追查，因此银行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严格控制现金交易。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银行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以美国为例，在银行存款5000美金以上就需要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明，这种做法可以有效防止大额非法资金的流动转移。

关于银行监管及反洗钱工作等问题，已向央行发送采访需求，但截至发稿，央行一直未有回复。

除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外，其他部门管理上，工商机关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中国所有地下钱庄基本上都需要空壳公司。这些公司有的没有办公地点，一些工商部门存在不作为的情况，并没有到公司注册地回访，造成许多空壳公司存在。

另外，由于地下钱庄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往往取证十分困难，造成打击处理效果差、犯罪成本低。

地下钱庄案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全球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简称FATA，我国也是其成员)，一直强烈建议和呼吁各国加强反洗钱监测、预防和打击。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执法部门也一直对此类地下汇兑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

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美国执法部门发现，一些基地组织成员通过地下钱庄转移涉恐资金，对其国家安全形成重大威胁，因此一直寻求不断加强立法和国际执法合作，严厉打击此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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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刘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