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股灾报发布 股指期货并非元凶

第五，除此之外，中国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化倾向严重，追涨杀跌。在股市上缺少有效的现金分红机制，导致了过度的投机行为，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和行为规范不完善，造成市场交易行为的扭曲。在这一轮的股市波动当中，媒体言论助推牛市思维，媒体未在舆论监督和市场净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下面我重点讲这个问题，就是加强制度建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既然我们从这次股市的波动当中，看到了一些制度缺陷，今后该怎么办呢？第一、要加快《证券法》的修改，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法制基础。资本市场是一个直接以融资为本的市场，退出执行注册制，完善股票发行各相关方责任，明确上市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各自的责任，我们要以投资者人数的多少、投资者适当性的原则来决定信息披露的要求，区分不同层次的市场。

第二、构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

第三、加强投资者的保护。从严格信息披露，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强调现金分红，完善投资者法律救济的渠道方面，进一步保护投资者。

推动证券行业的创新发展，对证券经营活动实行牌照式的管理，以适合综合经营的趋势，在核心业务方面，要实现法人经营。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在经营核心业务时要持法人牌照，但是对于其它的围绕着证券业的单向业务，可以持单项牌照业务经营。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督，加强执行力度，加强对虚假信息、欺诈发行、内幕交易，价格操纵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证券法》已经在今年4月进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审议，今后应该在总结本次股市波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证券法的修订。

按照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也就是行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和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相协调的原则，构建与现代金融市场相适应的框架。机构监管着眼于微观审慎，关注机构的准入条件，风险控制和市场退出。功能监管着眼于金融产品设计、交易的合规性，相同法律关系的产品，要遵循相同的监管原则，由同一监管机构实行统一监管，这既有利于金融机构控制风险，又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公正交易，做到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更好地保护投资人。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公开了之后，大家都看到了，要建立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监管框架的提法，于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问题，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我认为，在考虑金融监管体制的时候，不能够简单地考虑把监管当局合在一起，好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看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都有不同的功能，这些不同的功能，要按照他们的特点来实行分别的监管。银行是接受存款、办理结算业务，通过贷款方式以自身信用实现间接融资的机构。证券经营机构是直接融资的中介平台。信托业凭借自身专业与忠诚待客进行资产管理。保险业在大数法则的基础上为出险客户提供经济补充。这四种行业功能不会混淆的，也不可能混在一起。应该秉承不同的监管原则，监管的问题不是简单合并能够解决的，关键的问题是要转变理念，理顺机制。

转变理念当中，主要转变哪些方面的理念呢？第一、统一对金融产品本质的认识。我们现在监管的混乱出在我们对很多金融产品的本质认识的不统一上。这一次资本市场的波动，场内场外的配资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管，很容易的一个原因是对证券的定义认识不一致，因而难以让证监会实行统一监管。我们扩展证券的定义，有利于市场创新和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什么叫证券？证券就是一个收益的凭证，这种收益凭证代表了一定的财产权益，可以分割，可以转让，或者交易，它是一种凭证或者是投资者的合同。按照这样的一种定义来看，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被大家乐此不疲到处都在办的理财业务，其本质是一种证券业务，因此，所有的理财产品都具备一个把资金汇集在一起，由理财产品的发售方进行管理，为投资者收益进行投资，由投资者承担风险，而管理人只收取管理费，这样一个特点。它是典型的资金信托，而这种资金信托由于份额化，由于可以交易，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证券，应该由证监会实行统一的监管。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理财产品的本质认识，没有获得统一，因而在理财这个市场上，有银政保三监会分割监管，造成了市场的混乱。第一个要转变的理念，就是要统一对金融产品本质的认识。

第二、我们要破除地盘意识，才能在金融业实行功能监管，在资本市场上实行统一监管。我们现在实行的基本上是机构监管，监管当局把自己管的机构，自己管的行业视为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管辖机构想做别人业务的时候，往往采取一种鼓励的态度，但是当别的机构做我所监管范围内的业务时，就有各种各样的阻挡，于是市场非常痛苦，一项业务开展要拜好几个衙门，长时间不能够决策，这也是大家想把三监会合起来呼声较高的原因。但我认为，不是三监会合在一起了，这个矛盾就解决了，而是我们要在金融产品的本质上获得统一的认识，我们要克服监管方面的地盘意识，真正实行功能监管。如果能够落实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资本市场上，也才可能实行统一的监管。

第三、要确立央行在金融业中的主导地位。为了维护稳定的货币环境，有效传递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应该对存款类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中央银行最后决定贷款人的功能，决定了必须以中央银行为主体，构建审慎管理框架，为有效化解金融风险，要统一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监管，并加强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和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统计。危机之后，各国的中央银行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基本上都集中在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之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变革？就是因为中央银行是最后的贷款人，是市场流动性的最后的提供者，如果他事先不了解金融机构的情况，如果没有对市场金融信息的全面掌握，难以及时有效地做出决策，会延误时机，会措施不当，因而，在金融业当中确立中央银行的主导地位，不是行政的高低问题，是金融业的功能决定的。

关于监管体制，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模式是最优的，它取决于各国的国情，还存在着路径依赖的问题，任何一个监管体制，都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在原来的监管体制下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加以完善。但是在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过程当中，金融的逻辑必须是清楚的，监管的理念必须是清晰的，要准确地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这样三个前提下，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才能够提出一个好的监管体制改革的方案。也就是说，要遵循金融的逻辑，要厘清监管的理念，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这三个原则下，才能有共同讨论问题的前提，才能有效建立防范监管体制。

安全网新闻加点料：股灾责任反思

6月中旬开始，股市持续急剧下跌，上证指数跌幅超过30%，直到7月9日才企稳。但8月18日之后，A股市场再次下跌，且跌势较救市之前更加迅猛。

关于股灾原因，市场讨论众多，一个广泛共识是：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割裂问题突出。甚至股灾之后，在证监会坚决要求清理场外配资的政策面前，券商与信托公司公然撕破脸皮，反目成仇，再次暴露了监管沟通、协调机制不顺的严重程度。（参见本刊2015年第37期“券商信托接口之争”）

据财新记者了解，证监会高层认为，导致股市迅速产生泡沫的一个原因是杠杆交易的兴起。第一类杠杆交易是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即“两融”；第二类是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提供的结构化产品，主要由银监会监管；第三类是场外配资公司形成的“灰色市场”，包括一些P2P公司业务，这部分规避了监管。证监会高层指出，在股灾发生后的反思过程中认识到，监管范围的限制是导致其对市场异常趋势发现滞后的重要原因。

最大的焦点莫过于“伞形信托”。伞形信托是指信托公司通过HOMOS等系统分仓，对接券商接口的一种结构化配资业务。证监会人士认为，由于监管不了信托公司，因此无法了解伞形信托的规模，也无法清理好这部分配资；而股灾期间，伞形信托更是股指持续下挫的元凶——由于银行要保理财资金的优先级，在股价下跌中伞形信托的劣后级客户不断地被平仓，相关股票也就不断地被按在跌停板，由此造成流动性危机。

对来自证监会人士的指责，银监会方面人士则觉得荒谬。“所有券商都是资金的最终接口，数据在券商系统都可以看到，怎么能说不了解规模？”银监会人士指出，伞形信托在高峰期规模是6000亿-7000亿元，目前存量在1000亿元左右。伞形信托违背了合格投资人的要求，造成“拖拉机”客户。“这些客户怎么来的？劣后级都是券商找来的。”至于保优先级理财资金，银监会人士则指出，这是合同规定，履行契约是市场精神中最重要的原则。

对于部门之间的相互攻讦，“首先应看到每一家监管机构自身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次才是监管协调的问题。”一位银监会人士这样说。

( 责任编辑: 刘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