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道部发言人称中国高铁从起步到今天堪称完美

“7·23”事故一度引发公众对国产高铁的担忧。事故之后，高铁“降速运行”——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300公里运行;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200公里运行。高铁全面降速运行后，争议很快伴随而来，有人认为“这是浪费”，还有人“以此为证”，说什么这反映出中国的高铁在高速运行状态下无法保证安全。

对于回应过无数次针对高铁质疑的王勇平而言，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驳斥：“中国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无法保证安全这种观点，我并没听说过，如果有的话，只能说他们的想象空间大了些。我个人认为，以中国现有的高铁技术水平，开行时速350公里就安全来说是不存在问题的。”

王勇平对中国高铁充满自信，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高铁从起步至今天，站在宏观的角度看，是一个完美的过程。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全世界营业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没做到或做得还不够的，中国人做到了;中国仅用十余年时间，就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高速铁路发展历程，成为造福十几亿中国人以及子孙后代的业绩。这样的辉煌成就誉为‘人间奇迹’有什么不妥的呢?如果这也不能配称为奇迹的话，那么，什么才配称呢?而且中国高铁早已跨越出铁路行业之外，它属于中华民族，属于中国人民，我们去宣传它为什么要低调?”王勇平说：“在高铁发展中，国外一些公司都有成功之处。与之相比，中国高铁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这除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制度优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后发优势，我们在学习借鉴别国的先进技术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不断再创新，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精神。”

提到中国拿下印尼的高铁项目，王勇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高铁的胜出，符合情理，但也赢得不易。这毕竟是一场全面的竞争和较量，包括装备技术、工程造价、设计标准、建设期限等。客观地说，日本的高铁技术也是比较成熟的，是个较强的竞争对手。”王勇平表示：“中国高铁在国际上一直有较好的声誉和评价。在我工作的铁路合作组织中，有很多国家的同事到过中国，亲身体验过中国高铁的速度和舒适度。他们对中国的高铁技术很钦佩，这种共识在铁路合作组织中是不言而喻的。”

回应：“王勇平是发言人高危职业代表人物”?

王勇平在“7·23”事故新闻发布会之后的“离去”更被给予一种象征意义——“王勇平”成了新闻发言人高危职业的代表人物，新闻发言人都担心会成为第二个“王勇平”。对此，王勇平回应说：“说我成为新闻发言人高危职业的代表人物，那只能说明我的功力太浅。凡是掌握了规律并按规律办事，就不会出现高危的情况。”

做过8年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深知，新闻发布台风光与风险并存，任何一场新闻发布尤其是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会面对来自多方面的考验。作为最早的一批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曾在美国学习新闻发布，并写过一本书，成为当时新闻发言人交流和学习的书籍。王勇平认为，美国媒体发展较早，他们在新闻发言人职业化以及技巧手法的运用和管理程序的规范上都有独到的地方，许多地方值得借鉴，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不能全盘照搬，“我们有我们的国情”。

“如何规避风险，有很多方法和技巧。”王勇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但他认为，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公开透明的原则、及时迅速的原则、客观真实的原则、真挚诚恳的原则、坚定自信的原则。他还表示，现在是一个网络世界，人人都可做新闻发布工作，王勇平认可这是现实，而且网络对发言人的考验是更大了，不能否定网络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设了沟通的桥梁，新闻发言人的价值仍然存在，毕竟代表政府，更具权威性。在王勇平看来，任何一个新闻发言人的生涯都属于承前启后的某个阶段，“既然有登台时，就会有谢幕时”。他相信，未来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成熟，尽管要走的路还远。

安全网新闻加点料：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事故：2011年7月23日晚上的甬台温铁路(属快铁而非高铁)，D301次动车组列车行至靠近温州南站的双屿路段(时速100公里)，与前行列车追尾，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注意是D字头列车而非G字头列车)。事故造成40人死亡，约200人受伤。

查明原因：雷击导致温州大面积停电，电脑用不了而改用人工调度(没贮备应急电力)[1] ;电务值班员没有正常调度，信号灯错误显示，导致前行列车应该开走而没开走[2] 。2011年12月28日国务院会议认定为一起设计缺陷、把关不严、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刘志军、张曙光等61人遭处理。

( 责任编辑: 景建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