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张可 男，49岁，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医师，艾滋病防治专家。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深入包括“艾滋村”文楼村在内的河南近百个村庄，进行艾滋病防治，并根据大量调查，完成《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
对话动机
今年10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报告的艾滋病案例，已达到57万例。自1985年传入中国，人们对艾滋病的了解越来越多，但更多的是“谈艾色变”，对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防治重点等问题，仍存在认知误区。在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记者记者对话艾滋病防治专家、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医师张可，就这些疑问进行梳理。
谈文楼
艾滋村疫情是偶然事件
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河南艾滋病疫情暴发时，很多人来北京找你看病，现在呢?
张可：少多了。因卖血而形成的河南艾滋村疫情，在中国整个艾滋病防治过程中，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不太可能对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造成根本性影响。当地防治系统建立之后，他们也比较少来了。
记者：2001年，你是跟着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去“艾滋村”文楼村，看到的情景是怎样的?
张可：其实之前我已走过当地好多类似村庄，一去就被太多人包围，他们身上都有艾滋病感染者发热、腹泻、消瘦、淋巴结肿大等各种症状。文楼也是类似，那时还没开始免费治疗，大多数感染者情绪很不稳定，充满了焦虑和恐惧。
记者：你对当时感染的现状吃惊吗?
张可：确实超出我的预料。当时我所在的医院，只在太平间背后的一个小平房设置了艾滋病房，就3个大夫，两个护士，一年之内最多接待10个病人。业内对艾滋病的估计，也觉得距离流行还有5-10年的时间。
记者：当时为什么要走访许多村庄查疫情和救人呢?
张可：别说救，谈不上救，当时信息不公开，连有多少病人都不知道，只能带着各种资料、手册去村里普及知识，培训村医。一想到有这么大面积的感染但还没被发现，就很悲观，再不管，后果不可想象。
谈现状
歧视偏见会让防治出现偏差
记者：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达57万例。这个数据很庞大，准确吗?
张可：其实数据一直在变化，还有查不出来、不在管理系统内的人，估计一共有70万-80万左右。
记者：从发现卖血的艾滋病村到今天，传播渠道发生变化了吗?
张可：我一直在强调因卖血而形成的艾滋病村是偶然事件，任何国家艾滋病最终扩散，性传播都是最主要途径。我们做过一些评估，基本路径是先由吸毒，逐渐扩散到性传播，且异性性行为是主体。一个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其实取决于性工作者携带病毒的比例，所以防艾，真正的防线是第二道。
记者：你的意思是，最应该预防的是异性性行为之间的传播?
张可：对，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这第二道防线上。对性工作者进行干预和培训，加强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带毒率下降或被控制住，中国的艾滋病就不可能产生爆发式的增长。
记者：但多数人其实对这一点并不理解。
张可：这和公众认知水平有关。多数人对艾滋病的歧视，其实都是对性的歧视。甚至我的家人也是这个态度，我去河南调研，她同情这些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甚至愿意去帮忙，但我去给性工作者普及防艾知识，她会觉得对方活该。这些错误意识其实非常危险，会导致整个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出现巨大偏差。
记者：近些年，大众更关注同性性传播，你怎么看?
张可：我觉得这一点被放大了。我不赞同过多宣传同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或对此进行干预。根据国外的经验，同性人群艾滋病感染几率，到30%就饱和了。中国目前来看最高的数字是接近20%。太强调同性之间传播，其实也是一种误区，一来容易让人忽视异性性行为才是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二来也给同性人群带来压力。
记者：另一个被关注的群体是在校大学生。
张可：这也是错误观点，误以为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高，其实是因为他们知识来源多，对病情有客观认知，会主动检测。当然，目前来找我的很多是大学生或同性群体，但来我这里的多，并不代表整体人数多。他们给我的反馈是，病情一旦被得知，基本没法继续上学或工作，他们不满、愤怒、痛苦。对艾滋病污名化，用歧视、偏见的眼光去看待，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谈拒诊
治疗和打仗一样，没道理可讲
记者：近几年关于“拒诊”的话题很受关注，作为医生，你怎么看?
张可：针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来自社会的歧视，歧视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实西方也有，但确实比中国轻很多。第二个层面表现在拒诊了。这也与医疗体制有关，中国特有的传染病医院模式，让很多综合性医院接收艾滋病人后自然会推给这里。
记者：那医护人员因职务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有多高?
张可：从国际研究来讲，医护人员行医感染的概率非常低，千分之三左右。打一个比方，我去过的河南上蔡县，当时有100万人，1%的感染率，在过去没有被发现的长达10年的时间里，这些人都是在当地县医院做手术，但没有医护人员感染。世界卫生组织也规定了“普遍性防护原则”，没有特殊对待。
记者：怎么看这种来自医护人员的恐惧?
张可：我无法理解，更不能容忍。这是你的专业，没有任何理由去推托一个病人。也是你在学习医学伦理时就接受的教育：坏人、敌人，都要治。就像2003年非典暴发，谁感染了谁躺下，但能临阵脱逃吗?不能。治疗就跟打仗一样，没什么道理可讲。
记者：有人会认为生命要放在首位。
张可：我只说一样，都只考虑我的安全，这个逻辑是不对的，都害怕承担风险，推托不管，那又有谁是应该去承担这个风险的呢?从事了这一行，就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领域，要不你就别做。
记者：也有人提出鼓励的模式来解决拒诊的问题。
张可：现代医学教育里最缺乏的，其实就是关于职业精神的教育。最重要是履行职业精神，干好你的本职工作，而不是额外的奖励来刺激，越特殊越糟糕。
记者：那如何改变就医歧视的现状呢?
张可：需要进一步加强医护人员对艾滋病的了解，消除他们的恐惧，减轻歧视。另外，政府也应该鼓励传染病医院向综合医院方向发展，增加综合性科室，同时鼓励综合医院的感染科开展艾滋病治疗，满足病人和感染者的需求。
谈疫苗
要重开思路，等待黎明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种疾病像艾滋病一样得到过如此巨大关注，在短短30多年间取得了如此显著发展，你赞同吗?
张可：确实，艾滋病从发现到现状，人类对病毒性疾病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不但使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状况大为改善，生命被延长，预防也有根本改观，同时这种针对病毒周期的思路和治疗方法，也大大改善了乙肝、丙肝的治疗。
记者：那关于疫苗的研制，你怎么看?
张可：我个人其实对疫苗不看好，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已经连续失败，并没有成功，如果要继续研究，需要重开思路，以往种种足以证明，向人体注射抗原以产生抗体的形式，对艾滋病是行不通，因为一旦感染，人体免疫是失能的。
记者：听起来很悲观。
张可：我常说一句话，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科学发展有很多偶然发现，等我们走到极限的时候，也许会有灵光一现。
记者：最近还打算回文楼村或者其他艾滋病村庄去看看吗?
张可：目前不太可能，当地的村医大部分都是我们当年培训的，直到现在也跟我保持联系，我可以随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未来，也许会有想回去看看的一天。
记者：你觉得这段经历带给防艾和你个人职业生涯什么影响?
张可：不可避免对我个人职业的选择有一些影响，错过很多机会，但人嘛，得和失都是相对的。当年的事，让我对一种疾病的认知发生巨大变化，有机会看到社会更深层次的基层医疗现状，也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深刻认识，对后来我行医也有指导意义。
安全网新闻加点料：
感染了艾滋病还能活多长时间
一个健康人从感染上HIV到死亡，一般需要多长时间，这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据文献报道，艾滋病病人从感染到死亡，一般2~20年不等，而传入体内病毒之多少、个体健康之差异等，决定着病人的存活时间。
感染上HIV，一般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急性期，又称为“窗口期”，其症状在2~3周时间里自然消失。接着进入第二阶段，此期被称为“无症状期”，这个时期最长，占整个病程的80%左右，此期的病人称为“HIV携带者”。表面上看来还很健康，和正常人没有区别，只是体内的免疫系统与HIV正在作斗争。
在正常人体内，每立方毫米血液中有800~1000个免疫细胞，而感染者体内，每立方毫米血液的免疫细胞则以每年50~70个的速度逐渐下降，当免疫细胞 减少到在每立方毫米血液中只有200个左右时，下降速度就会加快。HIV每天摧毁大量的免疫细胞，而骨髓则通过加速生成新的免疫细胞来加以补偿，但是，新的免疫细胞的补偿速度总是赶不上免疫细胞损失的速度，这是AIDS发展过程的规律。
( 责任编辑: 刘长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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