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4年的55%，城市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患上了“城市病”，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虚高、管理粗放、应急迟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城市病”给市民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十三五”期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新的发展理念，决心根治“城市病”。20至21日，时隔37年，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请随佰佰安全网一起学习习近平为根治“城市病”所开良方。
“早上骑电动车，有种开飞机的感觉，两边全是祥云！”北方的雾霾天里，有网友如此调侃环境污染。近期，京津冀等多个北方城市多日笼罩在雾霾下，20多个城市启动雾霾预警。当呼吸一口清新空气都成为奢侈愿望时，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下去怎么办？
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也与发展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高污染城市中的死亡率超出相对清洁城市的15%至20%。据统计，在欧洲，PM2.5每年导致386000人死亡，并使欧盟国家人均期望寿命减少8.6个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日前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指出，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内的近九成中国城市，目前正处于“亚健康”状态。
治理污染刻不容缓。2015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14年初，习近平视察北京时，专门提到了雾霾治理，他指出：“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调相互促进，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
治理污染非朝夕之功，受产业、能源结构调整具有长期性等因素影响，实现环境“良治”的任务依然艰巨。只有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多方制衡转变，政府市场两手发力，倒逼与激励并重，才有可能逐渐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到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认为，治理环境需有耐性、要坚持，现在正处“十三五”开局之际，环境保护部在谋划目标和任务，总体上来讲，只要全社会上下努力，有望在未来五年间实现与小康匹配的环境。
“早晨，你在法国，坐一小时车，到德国了，再坐一小时，就到波兰了。同一个时间点，你在北京朝阳区，坐一小时的车，你在朝阳区，再坐一小时，你还是在朝阳区。”这是网上的一个段子，调侃北京的堵车现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交通设施发展的滞后，交通拥堵已不只是大城市的“专利”，不少中小城市也开始患上拥堵的“城市病”。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71亿辆。其中，汽车1.63亿辆。报告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北京通勤族高峰期每出行1小时，就有30分钟耗费在严重堵车上，折合时间成本每月808元。经济越发达、基本工资越高的城市，因拥堵造成的损失越大。排在北京之后的依次是广州、深圳、上海、大连、天津。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着重强调了交通问题，他要求：“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习近平在视察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时指出：“如何解决好海量人口的出行问题是个大难题。要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放在城市发展的重要位置，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习近平指出：“发展公共交通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方向。”许多城市的交通拥堵，缘于公共交通不足，迫使通勤者以小汽车来弥补。将来如果能够形成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和小容量的个人交通互补，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来发挥作用的交通格局，拥堵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届时各地实施的摇号政策也将终结。以日本东京为例，由于拥有发达的公交网络，民众在出行的时候，虽然拥有更多的小汽车，但还是会首选轨道交通。买小汽车则用在个人的休闲、度假、旅行等方面，这样就形成了小汽车（私家车）交通和公共交通良性分工。
“房价，就像北京的六环路，听说过，没走过，几次想走，却不知入口在哪！”有网友如此调侃北京高不可攀的房价。如今在北上广深，每平米5万6万的房子随处可见，单价20万30万的房子也不稀奇。数据显示，2015年11月，深圳的新房每平方米均价突破4万元大关。房租贵得吓人，房价高不可攀，人都被“挤”出去了，城市如何发展？
高房价，于经济而言是泡沫问题，于社会而言是民生问题。2013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总书记深知人民的心愿，他说：“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习近平强调：“从我国国情看，总的方向是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要总结我国住房改革发展经验，借鉴其他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统一、规范、成熟、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要千方百计增加住房供应，同时要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今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今年1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会议强调：“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未来一段时间内房地产政策将以稳定为主基调，相关部门的主要工作将围绕着楼市“去库存”展开。
我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环境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北京市是典型“人多、水少”的资源型缺水城市，北京市城市用水的70%来自南水北调。缺水是我国城市的通病。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用水量的急剧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也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
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用水需求呈刚性增长，水资源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2014年3月14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原油可以进口，世界石油资源用光后还有替代能源顶上，但水没有了，到哪儿去进口？”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到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调研时强调：“水安全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全党要大力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
习近平就保障国家水安全问题提出了“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发展思路。落实“以水定城”，首先需要城市管理者思路的转变。其次，还有很多细节工作要落实。比如管理上，要基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区域空间发展布局，研究制定水环境水资源承载评价技术指南，开展水资源和水环境容量测算评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利用。另外，还需要全社会增强水危机意识，节约用水，从每个人做起。习近平视察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时发出倡议：“要深入开展节水型城市建设，使节约用水成为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水资源可利用量、水环境容量是城市发展的刚性约束，要通过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入河排污总量三条红线进行控制，重塑我国人水和谐平衡关系。要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以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支撑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建设节水型社会。合理制定水价，编制节水规划，实施雨洪资源利用、再生水利用、海水淡化工程，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系统，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网上有这样一则段子：“一醉汉躺在路边，路人呼之：汽车来了，酣睡；警车来了，酣睡；消防车来了，酣睡；城管车……话音未落，醉汉仓皇逃之。”提到城市管理，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最基层的城市管理者——“城管”，他们是一座城市的形象窗口。经常会在新闻中看到“城管打人”、“暴力执法”等字眼，其实，这也是一种“城市病”——管理粗放。
刚刚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抓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今年11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对改进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推进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要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以城市管理现代化为指向，坚持以人为本、源头治理、权责一致、协调创新的原则，理顺管理体制，提高执法水平，完善城市管理，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让城市成为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要加快推进执法重心和执法力量向市县下移，推进城市管理领域大部门制改革，实现机构综合设置，统筹解决好机构性质、执法人员身份编制等问题。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执法制度，特别是要建设一支过硬的执法队伍，真正做到依法、规范、文明执法。”11月1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指出：“要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理顺各部门职责分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落实责任主体。”12月14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落实城市管理主体责任，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理顺各部门职责分工，严格安全监管，健全城市应急体系。”
美丽城市需要政府、企业和市民多方的共同参与建设与管理。刚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同时“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近年来，城市的内涝灾害、踩踏事故、群体性事件等时有发生，相关部门应急迟缓，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教训十分惨痛。
人是城市的主体，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关、质量关，并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习近平多次强调城市安全和应急体系建设问题。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城市安全监管，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救灾救援队伍。”1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严格安全监管，健全城市应急体系。”
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体系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只有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才能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维护公共安全、提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根本之道。
城市之病其实是城市的治理体系不科学造成的，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为“城市病”开出良方，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并制定好切合实际的措施，就可以逐步消除“城市病”。
安全网新闻链接：治理“城市病”正其时
时隔37年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度召开。交通拥堵、房价高企、雾霾围城的当下，“城市病”尤其是“特大城市病”如何来“把脉”、怎样来“开药”，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次会议提出的“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以及“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明确指向“精细化治疗”方案等，令不少观察者眼前一亮。
的确，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城市病”这一世界性难题，在中国的生成、发病、治疗也不会是一时之功。当年的城市政策，主要还是着眼于就业问题，后期又受到快速的城镇化影响，以及高速增长阶段的单一思维作用，难免顾此失彼，造成了城市生活中的诸多不便。既然“城市病”生成的诱因多元、表象多样，那么“治病”的顶层设计也要有耐心，要针对具体的病灶“辨证施治”，慢工出细活。
比如，一些特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既有人口过于聚集的弊端，又有当初道路规划设计的“目光短浅”。因此，治理的办法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注重城市人口与相关产业的疏导转移，并且配合户籍、财政、计划生育等各项民生政策的跟进。当然，大数据时代的互联互通也非常关键，这次提出的“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深意正在于此。
另一方面，城市群落的分布，也要着眼更大格局审视。我国国土广袤，城镇化的进程不可逆转，但是城镇化不等于非要往北上广深几个严重饱和的地方去挤。这次会议提出的“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一些时候，留不下的大都市、回不去的故乡土，是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也是很多白领心头的纠结，而介于两难选择之间的“新的中心城市”，注定将极大缓解这种选择性焦虑，让各类城市的生活各出精彩。
知易行难。关于城镇化布局的各类规划，前前后后出台版本很多，落到实处的却凤毛麟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执拗，本位主义从中作祟。今天通过“套开”会议的形式进行顶层设计，重要的考虑就是要下好城市工作的全国一盘棋，尤其是放到经济工作的主战场中去下精、下细，既要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要顾及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既要把危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做扎实，又要把市民参与公共治理的“软件”搞上去，这样才能够将城市的“成长坐标”落到实处，落到百姓的心坎上。
( 责任编辑: 刘长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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