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红通”，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原总经理，涉嫌贪污1100万元，潜逃伯利兹、美国、韩国14年。
“百名红通”，江苏中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涉嫌收受巨额贿赂，潜逃肯尼亚9年。
刘全洲 涉嫌罪名：贪污
男，中国江苏人，1968年12月6日出生，曾为江苏省交通厅职工，因涉嫌贪污犯罪，被江苏省检察院立案，2002年3月逃亡新西兰，2004年5月24日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
女，中国江苏人，1970年3月28日出生，曾为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工作人员，因涉嫌贪污犯罪，被江苏省检察院立案，2001年9月逃亡新西兰，2004年5月24日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
案发时，刘全洲和孙燕系夫妻关系。
昨天，江苏省检察院举行江苏检察机关职务犯罪追逃追赃工作新闻发布会，自2014年9月高检院部署开展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以来，江苏检察机关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取得明显成效。截至去年12月，江苏检察机关共缉捕、劝返境内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5人，其中境外5人。
典型案例
他曾是房企老总，逃亡后成了木匠
被检察机关追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大多是光鲜亮丽，甚至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潜逃之路上，他们却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光鲜，有人成了临时工，有人东躲西藏全靠亲戚接济。戴林根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曾是昆山最大房地产企业的老总，但因挪用公款案发而走上逃亡之路。16年的逃亡中，他为了生活干起了木工。
逃亡16年：不敢用真名，只能打零工
1999年12月，昆山市检察院接到昆山开发区建设集团公司报案，该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戴林根有挪用公款的重大嫌疑。该院迅速展开调查，但早已预感自己罪行终将暴露的戴林根已于1999年3月出逃异地。戴林根这一逃就是16年。
1999年3月，戴林根连夜出逃之后，先是去了广西北海，后来又辗转到了湖南岳阳，他在出逃的16年中给自己定下了 所谓的“五不原则”。
一是 “不使用真名”，从出逃的那一天起，戴林根即化名为王伟林，无论在其长期藏匿的广西还是近两年藏匿的湖南，他对人都称自己是王伟林，戴林根这个名字从此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了;二是“不使用身份证”，不去需要身份证登记的地方打工，住宿在工棚，从不在外住宾馆、租房，16年来他从未使用过一次身份证;三是“不使用固定联系方式”，戴林根出逃后从不固定使用某一个通讯号码与家人联系，在移动通讯发达的当今也不使用手机，而是随机使用公用电话与家人联系;四是“不频繁与家人联系接触”，戴林根出逃后每年将与家人联系的次数尽可能减少，每年的联系次数降低到个位数;五是“不经商做企业”，戴林根长期从事企业经营，有着很强的经商头脑，但在逃亡期间，为了不引人注目，不论看到多少生意机会他都没有动心。
16年来，他安静地躲在广西、湖南的县城、乡镇，操起木匠老本行，在各个工地上打零工。
投案自首：70岁的他“能过个踏实的春节了”
这么多年来，他虽然顺利地逃避了追查，但心中始终不安。投案自首后，他老泪纵横，对检察官说，“16年来我终于能过一个最踏实、最温暖的春节了”。2014年9月，最高检部署开展了职务犯罪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对戴林根的追逃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昆山市检察院办案人员通过相关摸排，确认戴林根并没有死亡或者逃至境外。去年春节前夕，追逃工作小组分析，戴林根出逃之时已年过五旬，一个中老年人带着恐惧和孤独只身在外躲藏，思乡念亲之情只会逐年递增。如今经过16年的逃亡，戴林根已70岁，此时又恰逢春节临近，戴林根很有可能与家人联系。
于是，办案人员在春节前一周与戴林根的两个女儿分别联系，向她们讲明政策形势和利害关系，希望她们劝说父亲早日归案，早日回归社会，早日与家人团聚。终于，在去年春节前几天的2月15日，戴林根通过中间人向昆山市检察院检察长表达了投案自首的意愿，次日戴林根在其女婿的陪同下到昆山市检察院投案自首。
境外5人归案
金传苗
南京江宁科学园管委会原书记、副主任，涉嫌受 贿、滥用职权，潜逃香港。
陈文权
昆山某公司老板，涉嫌单位行贿罪，潜逃澳大利 亚。
韦龙
涉嫌行贿，潜逃加拿大。
境内40人归案
据介绍，被江苏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外逃职务犯罪人员，大部分还是藏在国内，极少数跑到了国外。追逃专项行动以来，江苏检察机关共计抓回潜逃境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40人，其中9人的潜逃时间长达10年以上。这些在国内落网的，有的是被缉捕归案的，有的是被劝说后自首的。
还有两名“红通”人员在逃
追逃手段揭秘
追逃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江苏省检察院对9件追逃追赃案件以及4件拟申请违法所得没收案件实行挂牌督办，明确要求检察长亲自协调，反贪局长、反渎局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实行包案到人。目前，挂牌督办案件中已有5人归案，其中境外3人。南京市检察院高度重视挂牌督办案件的办理，坚持追逃和劝返并重，省检察院挂牌督办的2件3人均已归案。
手段1：挂牌督办
追逃行动开始后，江苏省检察院及时申请高检院协调有关部门发布红色通缉令，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国际通缉，总计为7人办理红通措施。中央发布的“百名红通” 人员中有4人为江苏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追逃对象。
去年7月，在外交部、公安部和驻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大使馆和有关国家警方的通力协助下，淮安市检察院立案侦查的中淮建设集团原董事长钱增德从肯尼亚被遣返归国。该案得到中央追逃办的高度肯定，认为是“百名红通”发布以来外逃人员被成功遣返的典型案例，是国际追逃合作的成功典范。
手段2：发布红色通缉令
以“两高”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为契机，江苏检察机关主动走访每一名犯罪嫌疑人亲属，加强政策宣传，做好思想工作。
金传苗涉嫌滥用职权、受贿一案的追逃过程中，南京市检察院、玄武区检察院领导多次主动上门与有关人员沟通，建立起与金传苗的有效沟通渠道，成功促使金传苗回国自首。
苏州市检察院与潜逃澳大利亚的犯罪嫌疑人陈文权建立电话联系渠道，由专人与其保持每月定期联系，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促使陈文权归国自首。
手段3：劝返
江苏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与公安边防部门加强协作，防止职务犯罪人员外逃和向境外转移赃款。去年，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共为江苏各级检察机关办理涉案人员各类边控158起，有效防止了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出逃。
张金涛是连云港某公司的检验业务经理，涉嫌渎职、受贿犯罪，被连云港市连云区检察院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发现他有出逃的迹象，立即启动防逃预案对其实施边控，并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试图潜逃境外的张金涛抓获。
手段4：边控措施
( 责任编辑: 景建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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