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报道：41岁的梁栋(化名)最近很纠结，自二孩政策放开后，他和妻子就有再生一个孩子的想法。可与他同龄的妻子有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医生建议谨慎受孕。
梁栋四处打听，结果发现有帮人生孩子的服务，且市场需求旺盛，已形成了包括中介、代孕妈妈和医疗机构在内的一条地下产业链。他动心了。
记者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发现，随着二孩政策放开，像梁栋这样为生二孩而烦恼的人不在少数，地下代孕产业开始暗潮涌动。
在这条地下产业链上，代孕中介、代孕女和医疗机构，为着各自利益，在法律和伦理的边缘，一出出充满期待却又结果未卜的交易正在上演。
使用过的取卵针和试管。
生个二孩的赌注
梁栋说，这是他这辈子下的最大的一个赌注。上个月，他河妻子办理了财产转移手续，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个代孕妈妈生孩子，避免日后变故引起纠纷。
41岁的梁栋是一家房地产企业的管理层，膝下有个9岁的女儿。一直以来，夫妻二人都想再要个孩子。如今政策有了，可医生的建议让他不能接受。
梁栋知道，妻子已过生育年龄，身体也不好，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等慢性疾病，确实不适宜再怀孕生产。
夫妻两个都希望给女儿生个弟弟或妹妹，能让女儿更快乐、更有责任感。
梁栋开始打电话，找熟人、求偏方，结果让他大开眼界的是：原来生个孩子并没那么难，或试管婴儿、或自然怀孕，只要肯出钱，就有中介和代孕妈妈帮你做好。
通过网络，他找到了武汉的一家代孕公司，并成功物色了一位年纪28岁的代孕妈妈。
这是一次高风险的尝试，夫妻二人担心因此给家庭带来麻烦，于是将所有财产都转移到妻子名下。尽管如此，梁栋依然很纠结，他知道，这是一桩不受法律保护的交易。
正是因为有像梁栋这样的需求者，地下代孕产业找到了生存的空间。据记者了解，宁波市目前妇儿医院和113医院都具备做试管婴儿的技术，只要条件符合，到计生部门开具一个二胎生育证明就可进行。
这看起来很简单，但部分家庭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去正规医院，只能寻找地下代孕中介。比如夫妻有一方没有生育能力;夫妻年龄偏大，自己生产存在风险;夫妻双方曾经患过疾病，担心自己的精子卵子质量下降，不能生出健康的宝宝等。
一旦有上述问题的夫妻生子愿望强烈，就将成为地下代孕中介的潜在客户。
代孕中介的自白
“王站长”是活跃在宁波的代孕中介。40多岁的他自称是宁波宁海县人，长期在广州和江浙一带来回跑，讲话时夹杂着广东口音。他说自己曾在宁波一家医院工作过，2005年看中代孕的市场需求后辞职下海,和妻子一道专职做起了代孕中介。
王站长”反复向记者强调，他是在做“好事”。
几个星期前，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和这位自称代孕圈内的元老级人物取得了联系，并在苏杭代孕网站上记住了他的相貌，那里留有他本人的照片。
“王站长”承认，这个行业并不被法律所允许，前几年浙江就查得很严，随后国家又开始整治地下代孕产业链，不过对象主要是公立医院和医生，个人诊所波及的并不多。至于像他这样的中介，即使被抓到，也只能当作“黄牛”处理，顶多拘留十天半个月。
虽然处罚不重，震慑力还是很强。“很多同行有的去了广州，有的转行，只有我坚持了下来，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中介，甚至在全国都排得上名。”据“王站长”讲，广东那边有他们固定的医院和医生，妻子在那里负责打理，而他则在这边联系客户，形成了中介、医院和生产一条龙服务。
记者通过多个代孕QQ群验证“王站长”的说法。发现不少群友都知道“苏杭代孕网”有个王站长，有的还称跟他很熟，是其客户。而有的年轻女子则称已经跟他签约，是“待价而沽”的代孕妈妈。
但据另一名此前做过代孕中介、现已转行做红酒生意的业内人士称，由于国家严禁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王站长”所说的固定医院，实际上是条件简陋的黑诊所、黑医院，中介只是为他们拉客户拿提成。
“王站长”反复强调，他是在做“好事”，他的目的就是要给不孕不育家庭带去孩子。现在来找他咨询的明显增多，签约客户也比以前增加了大约20%。他提醒记者，如果想再要一个，最好早点下手，毕竟都这把年纪的人了，等不起。至于代孕的方式，他们有各种套餐可供选择。
形形色色的套餐
记者从“王站长”以及其他代孕中介和代孕QQ群等多方了解得知，地下代孕一般有人工和自然两种：人工代孕，就是由丈夫供精、老婆或第三人供卵、第三人供精;
自然代孕，就是和代孕妈妈同房后自然怀孕。
两种方式的价格弹性也极大，从十几万元到158万元不等。总体来说，人工方式要牵涉到医院，费用相对较高。目前的市场行情是：做两次试管婴儿医院收费需10万元左右，两次仍未成功需另外加钱。中介费3万元，“代妈”的报酬是25万元左右，再加上支付给捐卵女孩的费用，需40多万元;如果是自然方式，只需付中介费和给“代妈”支付报酬，最低30万元。不过这不包括给代孕妈妈的每个月四五千元的生活补贴等其他额外费用。
记者的微信好友里有两名和“王站长”一样的代孕中介，他们每天都会在朋友圈发布大量年轻漂亮的捐卵女孩照片。“王站长”说，如果要找捐卵女孩，客户首先要讲明自己的要求，比如年龄、身高、学历、血型等，中介会按照客户要求进行筛选，然后把详细材料提供给客户。选中哪个女孩后，付一定的定金就可以约见本人。
深圳，前来准备实行代孕的男女。
捐卵女孩的报酬根据其自身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一般价格是5万元左右。本科学历、身高1.6米以上要6万元，1.7米以上则要10万。“王站长”说，捐卵的钱中介是不赚的，具体每个女孩多少钱，客户和女孩自己协商，他只拿中介费。
记者发现，捐卵女孩来自全国各地，注明浙江、上海、江苏的都有，中介说有专门的团队去搜罗有意向的女子。“王站长”说，早几年他们都是发卡片的，效果不理想，因为咨询的人很多，每天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应付，到头来谈成的却不多。现在通过网络就方便多了，他名下就有包括苏杭代孕网在内的多个网站，很多女子都是看到网站后主动来联系的。他们再把每个人的个人资料，包括年龄、身高、学历、照片等制作成电子表格，供客户选择。
捐卵女子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挣钱。如果价格合适，很多人并不排斥自然代孕。
“王站长”说，“代妈”大都来自偏远农村，是离异、30岁以内、已生育过的女性。有些是未婚妈妈，独立抚养孩子且生活拮据，想通过做“代妈”赚钱养家。这个群体因为经济状况差，且对人工授精方式存在疑虑，多选择自然怀孕。
还可生个美国娃
得知记者考虑以自然方式进行代孕，“王站长”拿出他的手机相册，一一给记者翻看，询问需要什么类型的代孕女，看中后可以跟对方相约见面。他们的操作已经形成了标准化流程：见面满意后，中介和客户带代孕女去医院体检，拿到身体健康证明后，三方签合同，预付定金2万元，开始启动整个流程。中介费3万元，给“代妈”的报酬可以协商，通常为25万元左右。额外每个月需支付工资4000元，生活费一般为2000元。
除此之外，客户还要给代孕女在宁波租房子，等排卵期的时候同房。怀孕一个月以后有胎心了付10%，第三个月再付10%……等最后孩子出生，费用付清。
至于客户和代孕女之间的合作细节，需双方协商，既可以监督她的生活起居和饮食，也可以让她独立生活。代孕圈里分别称这两种模式叫“散养”和“圈养”。顾名思义，“散养”就是客户全程不监督代孕女日常活动和生活方式;“圈养”就必须在客户的监控范围之内活动，且在饮食上完全遵照客户要求完成。
被警方查获的，位于深圳南山海月路的一个非法代孕点。
最后，“王站长”还向记者隆重推荐了号称他们公司最高端的“套餐”—代孕赴美生子。“想不想生个美国娃?有美国出生证明的，成年后就能拿美国国籍。我们也可以帮你做，中介费60万元。一切都不用你操心，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精子。”
见记者迟迟不肯下单，“王站长”提醒说，现在代孕妈妈可是紧俏得很，她们大都来自偏远农村、离异、30岁以内、已生育过的女性。随着物质生活改善和独生子女增多，以后要找个“代妈”越来越难。接下来的主力军都是90后和00后，而且大多是独生子女，她们不大可能愿意做这一行。
对于记者提出的“代妈”中途开溜的顾虑，王站长再三保证，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们看重的就是报酬，根据行内规则，有胎心的时候才能拿到10%的报酬，后面20多万呢，谁会拿了一两万，丢下大头不要就走人欺骗客户呢?更何况，怀孕后开溜，还意味着接下来要流产、住院，既花钱又对身体不好，她们为什么会中途放弃呢?”
代孕女子的烦恼
30岁的小戴是记者联系上的一名代孕女。来自云南偏远农村的她生过一个儿子，和前夫离异后独自生活，目前在温州一家化妆品店打工，月收入2000多元。她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做代孕妈妈的目的，就是想赚点钱。
小戴说她关注代孕已有两个多月，查过一些资料后得知，通过人工授精代孕的风险较大，胎儿成功率低，还容易发生流产或畸形。所以她并不排斥自然受孕，当然前提是价钱合适。
小戴说，如果确定合作，客户得给她租好房子，每个月付生活费后，双方可以像夫妻一样生活，等待怀孕。
期间，小戴也对记者的工作、性格、爱好等做了详细询问。她说，代孕女虽然挣钱是目的，但也有最基本的人格要求，最怕的就是碰到奇葩客户。她的一个姐妹就是因不堪客户的骚扰而终止了合同。
刚开始，姐妹和这名客户谈得还算顺利，客户在他工作单位附近租了房子，结果每天中午都要去姐妹的房间午休，引起姐妹的抗议。
客户的说法是，自己租的房子，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可姐妹认为，那你也得尊重人家女孩子的私生活啊，当初签协议的时候，就说得很明白，到排卵期的时候才同房，平时不能打扰。
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最后代孕女子单方面终止了协议。
在“王站长”看来，这样的奇葩男子在代孕圈里并非个例，他之前遇到一个杭州的客户，对“代妈”非常挑剔，他断断续续提供了十几个“代妈”，对方挑选了两年才最终选定。
还有一名客户，交了中介费，和“代妈”谈好价格开始合作，期间又因为女孩长得不够漂亮而反悔。
“王站长”希望记者拿出诚意，要求不要过高，“这样合作的三方才会都满意。”
法律隐忧
目前，我国禁止代孕的法律缺失，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基层卫生监督执法力量薄弱，代孕案件存在发现难、取证难、处罚难的现象。
据一份非官方数据统计称，目前，我国每年通过“代孕黑市”出生的孩子超过1万名，因此而涉及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据媒体报道，2012年，厦门有一位代孕妈妈生下孩子后反悔，舍不得把孩子交给客户，向法院起诉客户索要孩子抚养费。此外，打着代孕的幌子进行猎艳或诈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副院长丁寰翔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早前我国政府是在法律上完全禁止代孕的，但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去年底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条款。禁止代孕虽然未入法，但卫计委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删除条款并不等同允许。这次修法后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丁寰翔说。
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蔡连增说，代孕正在形成非法的黑色产业链，损害女性健康、败坏伦理道德，特别是在一些“跨代”代孕问题上，还涉及遗产继承等诸多问题。最重要的是这破坏了人类正常的生育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德国、法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都明令禁止代孕。“如果允许代孕，那么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作为亲生母亲的铁证将会被破坏，母亲生育之恩、养育之苦的传统形象将会被颠覆。
有人为了获利而不惜出卖身体替人怀孕生育，这对于公众都是伦理道德甚至是思想观念上的冲击。”
蔡连增表示，除了伦理以及法律问题外，代孕女性在达不到标准的黑诊所做代孕手术，容易成为被剥夺、利用和欺骗的受害者，造成身体严重损害而无法维权。
( 责任编辑: 孟洋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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