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内陆的冬天，海南岛上的风依旧湿热。
11月1日，在海口秀英区东山镇一片占地300亩的生态农庄里，44岁的总经理黄家光蹲在地上修钓鱼竿，农庄里突然来了十几位客人，一个女人冲上前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就是黄家光啊，带我们上山捡鸡蛋去……”
此前的一周，黄家光迎娶了一位比他小15岁的俊俏姑娘，新娘脖颈和手指上闪闪发光的金饰引来不少对这桩婚姻的揣测和流言，来自外界的关注几乎要超出他此前经历的17年冤狱。
因被卷入1994年的一场村民械斗命案，黄家光自1996年起成为犯罪嫌疑人;2000年，经过法院两轮审判，他被定为主犯之一，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此后，黄家光及其家人开始了漫长的申诉，直至2014年9月，海南高院再审宣判，黄家光被宣告无罪并当庭获释，海南高院向其支付国家赔偿金160余万人民币。
十几年牢狱之灾摧毁了他的生活：女友离开了他，父亲申诉未果抱憾离世，家中一贫如洗。在出狱后的两年里，这个身材瘦小、两眼深陷的男人投资做生意，为家人盖房子，也数次传出恋爱的消息，似要将那些在监狱中失去的补回来。
但揣着160万赔偿金，经常有人找他去玩、赌，也有很多人请他吃饭，乘机向他借钱。“那钱是我拿命换回来的”， 他一分也不借，渐渐地就与村人疏远了。
如今，新婚生活刚满一周，在几次与妻子的争吵后，他显得无所适从：“我出来后，都是迷惘的。”
新生活
农庄里种植了咖啡、椰子树、花梨木和各种蔬菜，养了兔子、鸽子、鸡和猪等牲畜，以会员制形式经营，一个星期给客户送货两次。今年四月，黄家光投入10多万入股，占农庄5%的股份，并出任总经理，老板凌利生安排他负责农庄的后勤和接待。
在从商之前，凌利生曾是一名记者，他和黄家光的结识是从后者的案子开始的：2005年，在供职的凌利生首发黄家光案报道，并刊出曾咬定黄家光作案的同案犯翻供为其作证无罪的证词。这篇调查报道连发了三个版，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报道刊发后的次年，该案的另几位嫌犯被宣判，但判决书上所列的同案犯中已经没有黄家光的名字。此后，凌利生离开了海南特区报，在他的首发报道九年后，黄家光被宣告无罪。
“我见证了他的苦难，也希望能见证他后半生的幸福。” 一身唐装打扮的凌利生，普通话带着海南口音。
让黄家光来农庄，他也是考虑再三决定的。出狱后，黄家光很信任凌利生，凡事都向他吐露和商量。因担心他被人欺骗，凌利生跟他约法三章：不能吸毒赌博、不能随便给别人借钱、尽量不要和别人合伙做生意。
“他喜欢打麻将，但做事情肯吃苦。如果是自己的公司，做事情也会更有责任心。”凌利生让他入股农庄，并安排他们夫妇在里边工作，每月工资6000元。
“这是我自己的公司，我有信心把它做好。”说这话时，黄家光有些失神地望着身边的妻子杜文。
去年九月，经媒人介绍，黄家光认识了杜文，一个29岁的漂亮女人。“第一次见她，我就喜欢上她。” 望着妻子的背影，黄家光黝黑的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
第一次在海口见面时，黄家光就告诉杜文，自己坐了17年的冤狱，并让对方马上上网搜索他的名字。“我喜欢她的个性，有事就说事，说话直来直去的。”黄家光说。
那次见面之后，他打电话、发短信，甚至经常去杜文家。两个月后，两人在一起了。
“阿光对我女儿特别好，有次我女儿脚上生疮，他马上买药给女儿涂。”杜文母亲韩雪明曾对记者说，为此她也就不计较两人年龄上的差距。
“阿光老实善良，还特别懂女人。”杜文说。今年6月，两人到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
10月24日结婚当天，黄家光在家里摆了二十桌酒席，请全村的人都过来喝酒，酒席一直摆到了“黄氏祠堂”门口。
黄家光说，出狱后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幸福。
17年冤狱
从监狱到回家，黄家光用了17年的时间。
“那些法院检察院的，开车送我回去，到家后我就哭了起来。”鞭炮响彻了东山镇新岭冲村，但已不见父亲黄举志的身影。黄举志在儿子归家一年前去世，终究未看到儿子沉冤昭雪。
22年前，22岁的黄家光曾是一名建筑工，“那时每天工资有二三十块钱。”有一个谈了两年的女朋友阿梅，也正商议着和他结婚。“事发时我都没在现场，我在(澄迈县)永发镇打工。”
1994年夏天，新岭冲村发生斗殴事件，导致隔壁一村民黄恒勇死亡。黄家光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之一，后因证据不足，警方几次抓捕又几次释放。
三年后的1997年，主犯黄家鹏被抓捕。他起初称，事发当天黄家光在外打工，后又改口说他也参与追杀。1998年，黄家光被抓捕，两年后判无期徒刑。
“他们(警察)说，有人都说你了，你还嘴巴硬，给我吊起来打。”黄家光挽起裤脚，露出青紫色膝盖对记者说：“你看，我的腿跪玻璃跪坏了，身上很多地方都是伤。”
据报道，黄家光曾控诉自己的认罪供述，是警方刑讯逼供的结果。“被抓的当天，办案民警就将我带到红明农场，将我吊在门框上，脚尖仅能碰到地面，棍子、凳子朝我身上乱砸。我被多次打得昏死过去，以致琼山看守所害怕出人命而拒绝接收我。在审问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多次诱供我。他们说 打你打得多了，再打也不好意思。你不想再受折磨，我们也想早日结案，你就照我们的说了吧。不说你去杀人也可以，就说你跟着别人去围观。当围观的群众有什么罪，你一说我们就结案，你也就可以回家了。 于是，我就照着警察所说的，在供述上签了字。”
而指证黄家光杀人的黄世胜、黄家鹏等人，也均表示曾受到逼供和诱供。黄世胜接受采访时说：“公安机关逼供，因为受不了他们的殴打就承认了，也供述黄家光参与了此案。”而黄家鹏则说：“当时公安机关怀疑他，把黄家光关了六个月，他供述我们十几个人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后来我们知道了很恼火，所以就指认他也参与了，实际上黄家光没有参与。”
2014年，海南省高院总结了本案侦查存在的几点失误：一是追逃不及时，1994年案发，1996年至1998年期间黄家光先后三次被抓，另外两名同案犯是案发后5年才到案，其余同案犯均是2005年才抓捕归案的;二是办案不规范，接警记录、立案破案材料缺失;三是取证不及时，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不重视、不收集;四是口供定案，黄家光涉嫌故意杀人案的证据主要是口供，后期证据变化也主要是口供变化，导致错案。
回忆起监狱里的那些日子，黄家光说，一到下雨，他身上就痛的难受。1999年，女友阿梅寄来了一封信，“她要结婚了，叫我不要等她，让我好好改造。”黄家光当场就把信撕掉了，“结婚就结婚呗!”——出狱后的第二年春天，黄家光回家转车时，看见阿梅带着她五岁的小孩，“我心里不是滋味，她看见我也眼睛红红的。”
为了调查本案，记者凌利生曾进到监狱见到黄家光本人，11年过后，凌利生依旧对那次见面印象深刻：年轻的黄家光跳了起来，大声说：“我没有杀人”。
在黄家光十几年的冤狱中，高墙外的父亲黄举志从未放弃过，当时年过八旬的老人拄着拐杖，不停上北京和海口申诉。
凌利生曾向记者投书，描述2005年11月见到85岁的黄举志的情景：“见到我时(他)双腿着地，老泪纵横，称他儿子是冤枉的，求我救救他儿子……晚上，我前去黄家再次安慰这个可怜的老人，老人家没开电灯，独坐在黑暗中。他说没交电费已断电了，种地的收入很少，省下钱来为儿子申冤，我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放在他的桌子上，流着泪转身离开。”
凌利生当时拍摄下一张照片：骨瘦如柴的黄举志站在几乎要坍塌的土灶台旁，背后是被柴火熏得漆黑的土墙。“黄家光的父亲在2005年时告诉我：家中已无米下锅。”凌利生在这篇照片的注释中写道。
年过九旬的黄举志在2013年过世。“知道他(黄家光)是被冤枉的，到死都在念叨 阿光、阿光…… ”黄家光的大哥黄家达回忆道。
出狱回家的第二天，黄家光去到父亲坟前，对着父亲的坟包说了一下午的话。
“他死的时候，跟我舅妈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死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再次想起父亲，黄家光闭上了眼睛，眼角滚落两滴泪水。
160万赔偿金
“那个160万?”新岭冲的一位村民说起黄家光，语气中带着嘲讽的意味。“不在那边打(麻将)嘛。”
现在，只要不上班，黄家光就在村里小卖部打麻将。“就打几块钱，我就是和他们高兴一下。”黄家光并不避讳说自己的爱好。
跟人说话时，他经常闭着眼睛，路上遇到熟人也不爱打招呼。“我过我自己的生活”，黄家光说，村里人以为他傻，其实他是装傻。
即便已经回来两年，除了打麻将的小卖部，村子依旧让他觉得无所适从。
“出来后进入这个社会，都是迷惘的。”身材瘦小，两眼深陷，今年44岁的黄家光，看起来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沧桑与孤寂。
刚出狱时，全国媒体都跑来采访他，“网上挂了一大堆新闻”。2014年12月，央视新闻来海口采访黄家光，凌利生陪记者一起过去，见到了出狱后的黄家光：比以前更瘦了，但精神看起来不错。
但当热闹散场，一切又回归原状。家乡在他出狱后显得熟悉又陌生：曾经的老房子更加破败，新建的楼房又觉得陌生;从前那些还是小孩的，现在都结婚有小孩了;曾经的老人变得更老，很多人都消失不见了……
黄家光不喜欢待在村子里，回家的第二年正月，他就去三门坡镇跟人种柠檬树了。兜着160万元国家赔偿金，镇上媒婆争相给他介绍对象。之前有媒体报道，黄家光见过不下20个女人，甚至还有女人跑到家里，说愿意和他结婚过日子的。
“(除了)身份证和离婚证，她什么都没有，这我哪敢要啊!”黄家光回忆起这些时，说他当时掏了200元，给相亲的女人回家作路费。
被抽走了17年的青春岁月，他愈加渴望婚姻与家庭。黄家光也先后谈过几个女朋友，并几次在媒体上传出结婚的打算，但后来都不了了之。“她们叫我在城里买房子，我一个农民，怎么去城里买房子?”
那160万国家赔偿金还招来不少借债的人。
经常有人找他去玩、赌，很多人请他去吃饭，其实想向他借钱。“那钱是我拿命换回来的，我不借给他们。”黄家光说，“我借给你，你还不起，你以为我是傻X，除非你有利息给我。” 他也没有借钱给村里的亲戚朋友，唯一一笔，是给大哥黄家达44万盖房子。
2015年11月，在21年前的老房子原址上，黄家达修建了两栋楼房，一栋一层楼，一栋两层楼，给三兄弟一起住(注：老二黄家风外出打工)。
黄家达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刚上大学，最小的在上小学。夫妻俩种了三四亩地，除了一年收两季稻谷外，还种了豆角、红辣椒、青瓜等蔬菜卖。家里养了鸡鸭鹅牛，曾经还有十几头猪，但因为修新房子没地方建猪圈就不养了。
11月1日早上，黄家达到地里摘了47斤豆角，拿到马路边买了121元，“我赚钱养小孩就好。”黄家达不愿向弟弟借钱，“那是他用命换来的，我也不想要他的钱。”
之前为了黄家光，黄家达曾和父亲去过北京、海口市申诉，请人写了不少诉状，花了差不多有七八万元，但是黄家达从未向弟弟提起过。“说那做啥，都是家里人。”
有新房子住的黄家达，已经觉得很满足了。让他觉得心痛的只是，黄家光用钱有些大手大脚：回来半年后，他买了一串金项链和一个硕大金戒指。“听人说金项链能保护我。”黄家光说，但他现在不想戴了，“我朋友让我低调点，有些坏人把你的抢了偷了怎么办?”
黄家达几次建议黄家光把钱存银行定期，“如果他听我的，100万存银行定期，那他现在还剩有100万。”
“我大哥就是担心我，从那里(监狱)出来的人，我们不是傻子一个。”但黄家光也曾差点被人欺骗：去年5月，一个自称省检察院的人说要帮他办事，让黄家光打两千元到他的卡上。黄家光信以为真，准备去转账前，打电话告诉凌利生。“开什么国际玩笑，省检察院的人怎么可能提出这种荒唐的理由。”凌利生说。
“一百多万，两三年花完了，别人会笑话你。”黄家达只是替弟弟担忧，结婚生小孩后你怎么过?
黄家光宽慰说，他还剩有50万定期存银行。
“有些人就想看你笑话，农村人凭什么坐了十几年牢得这么多钱?”黄家光想创业，他觉得待在家里吃利息没意思，去年到三门坡镇种柠檬，他投入了二十万;今年去到生态农庄，又投入十几万。
“人不怕失败，就算我创业失败了，我打工也可以过日子。”他说。
婚姻
10月31日，婚礼的热闹已经褪去。新房依旧挂满彩纸，一切都是崭新的，柜子、床、茶几和电视都泛着光。但前一天晚上，刚结婚一个星期的黄家光和杜文吵架了。
事情的起因是，结婚那天，黄家光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已经做了个人财产公证。这让杜文觉得黄家光不信任她。“我姐妹当时都在这边，她们说为什么你家老公是这样的，难道结婚了都还不信任你吗?”说这话时，杜文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什么都跟他说，像以前生过小孩，坐过牢……因为觉得没必要隐瞒。”争吵中，杜文告诉黄家光，“一分一毛我都不要你的。”
杜文爱喝啤酒，喜欢和姐妹去酒吧玩，黄家光说他一直在包容，结婚第二天，杜文的一个姐妹打电话来催杜文还钱，“我帮她还了一万多块也没说她什么。”
“她一个人喝酒到凌晨两三点，然后大吵大闹。”黄家光很伤心，从没骂过妻子的他，打了杜文两巴掌，“我真的后悔结婚了。”
“像我在海南，都是名人了，很多人认出我，都要和我合影。”黄家光说，过去的青春补不回来，很多人叫他出去玩，但他不喜欢去娱乐场所。“我喜欢去喝茶，不像她们，又去唱歌又去跳舞又去喝酒。”
结婚之前，杜文经常一个人跑去玩，看不到杜文的黄家光，有时甚至都无法安心做事。为此，凌利生干脆在农庄开业后，把杜文也安排到农场仓库，好跟黄家光一块工作。
结婚后的杜文改变了许多，但两人的一些分歧仍旧无法消弭。黄家光喜欢小孩，结婚前就经常问杜文：怎么在一起这么久都没有小孩?
“我姐妹跟我说，他在(监狱)里面十几年，而且现在年纪大了，怎么可能想要小孩就有小孩!”杜文曾有过一个小孩，因为当时没有结婚，父母便把孩子送了人家。黄家光曾提出把孩子要回来，但孩子的养父母不同意。
经年的监狱生活使他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黄家光去过医院检查，医生说他身体条件不利于要孩子，为此，他现在每天早上都去锻炼。
2014年12月，海南省高院曾公开表示，在黄家光案中，公安机关存在破案失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无罪辩解也表现得不够重视，对有罪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把关不严，而且对黄家光的申诉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其时，海南高院称，已启动“黄家光案回头看”程序。海南省高院院长董治良表示，“待我们把责任厘清，肯定要对当时办案人员进行追责。”
时隔两年，当年那些办案人员，至今没有人登门道歉。黄家光越想越生气：我回来两年了，我慢慢等，我都结婚了……“还法律一个公正，我的要求不过分吧?”他反问道。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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