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这是继内蒙呼格吉勒图案后又一大冤案得以平反，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类似这两起案件的还有不少，佰佰安全网专注公共安全知识的小编选择其中较为著名的“冤假错案”，其一波三折堪比惊险小说，但其中的主人公亦是备受岁月的煎熬，有些则是含冤而死，根本等不到昭雪的那天。小编带你了解。
胥敬祥抢劫案
1991年春节，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杨湖口乡发生了10多起入室抢劫案。当地群众人心惶惶，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胥敬祥招供后，轰动中原的这起连环抢劫案终于告破。1997年正月初一，胥敬祥在狱中给审判长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自诉答辩书，哭诉自己的经历："我是被冤枉的，口供是在严刑拷打下编造的，指纹是被人按着手按上去的。2005年3月15日，被关押13年后，胥敬祥终于走出了监狱。
徐计彬强奸案
1991年邯郸市曲周县乡村教师徐计彬，因强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15年后被宣判无罪。1990年12月3日，徐计彬的邻居尚某某报案称自己在家中被人强奸，公安部门迅速介入展开调查。案发现场的被褥上留有精斑，法医鉴定结果显示，现场精斑化验血型为B型。2006年年初，自感冤枉的徐计彬乘着全省大接访的有利时机，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在律师的建议和帮助下，徐计彬到多家正规医院重新鉴定了血型，均爆出惊人结果：徐计彬的血型为“O”型。2006年7月28日，曲周县人民法院判决徐计彬无罪。
聂树斌强奸杀人案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聂树斌成为犯罪嫌疑人被抓，后经石家庄和河北省两级法院审判，被判死刑。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佘祥林杀妻案
1994年初，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久寻不到，张家开始怀疑是被佘祥林所杀，数月后，一村民在村头发现一具腐尸，张家人一口咬定死者就是张在玉。这样，佘祥林就成了第一杀人疑犯，2005年3月28日，被佘祥林“杀害”达11年之久的妻子突然现身，一件天大冤案由此浮出水面。4月13日，京山县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
孙万刚强奸杀人案
1996年1月2日晚，22岁的陈兴会(当时是云南财贸学院会计专业二年级学生，巧家籍)在巧家县城郊红卫山一块草地上遭人奸淫后被勒昏，被刀割开颈部死亡。1996年9月20日，孙万刚因涉嫌强奸、杀害女友陈兴会，被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孙及家人此后不断申诉。2004年1月15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证据不足”，最终认定孙万刚无罪。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
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警方认定18岁的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执行。2014年11月20日，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再审不进行公开审理。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之后启动追责程序和国家赔偿。
李久明入室杀人案
2002年7月12日，二级警督李久明，因一起入室杀人案受到牵连，后被捕入狱。在审讯过程中，因一些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迫使他屈打成招，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4年7月，一名抢劫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供认，7·12入室杀人案为自己所为，才使这起案件真相大白。
张绍友“奸杀侄女”案
2002年12月24日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河南张绍友“奸杀侄女”凶杀案。法庭上，被羁押了近3年的张绍友始终声称“绝对不会干出禽兽不如的事”。至于他承认强奸、杀人的口供，张绍友则说自己被刑讯逼供，实在受不了拷打才口头承认的。2008年5月22日，河南省高院认定张绍友案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决定进入再审程序，并终止原生效判决的执行;一周后，一直在监狱服刑、身体饱受摧残的张绍友被取保候审。
赵作海杀人案
2003年5月9日，商丘市58岁的赵作海他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当地公安刑拘。在被超期羁押三年半后，商丘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杀害”多年的赵振晌突然出现在村里，和湖北佘祥林案情节几乎完全一致，“死人”复活令赵作海得以昭雪。
念斌投毒案
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经过侦查，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认为其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诉。后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2014年9月份平潭县公安局已经重新立案，此前的8月22日，对涉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上诉人念斌宣告无罪。
从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不仅是还受害者一个公道，也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使社会对法治燃起信心，同时对司法系统人员也会起到相当大的震慑作用，让司法人员特别是具体办案人员认识到枉法办案对自身会产生何种后果。有了这种惩罚机制，司法人员才会基于事实和法律，而非根据政治权力和人情关系去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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