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调查：为什么他们欺负我

郭欣欣告诉，帮派中通常有个带头人，帮派成员集体活动时需要吃喝玩乐的经费，无法从家长那获得，他们便通过勒索同学，或要求帮派新人交纳“会费”的方式获取。有的帮派要求成员如果退会，也要交纳“退会费”。郭欣欣在驻校服务中，就发现了一个男生李亮(化名)被同学拉入帮派组织，每个月从家里偷钱上缴会费，缴纳“会费”后帮派便保护其不受欺负，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勒索。

校园欺凌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多位专家表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长特点，校园状况是外部社会的缩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环境的直接反映。

“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情绪的宣泄，最终选择了暴力这种方式。”童小军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寇彧看来，家庭中专制、放任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造成学生的不良行为，孩子既模仿父母的攻击行为，偶尔做出越轨行为也得不到有效纠正，久而久之，欺凌者习得了攻击和伤害行为，被欺凌者习得了逆来顺受的应对方式。

曾宝怡为毕业论文进行的深入访谈证明了寇彧的观点。她在与被指认或自认为是校园欺凌者的对话中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有对孩子的打骂行为。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男生对她说，“我爸常跟我说不要让人觉得我好欺负，要做男子汉啊!”因此，即使别人只是不小心碰到他，他也会展开长达一个月的语言欺凌;另一位欺凌者和哥哥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在哥哥的包庇下，这名男生肆无忌惮地辱骂同学。

而学校则多在欺凌行为发生后才介入。在郭欣欣的观察中，学校采取的处理方式也很传统，以批评、处分欺凌者为主，没有试图了解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关系，以及欺凌行为背后的故事，甚至在某些学校，老师也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学生。“多数中国学校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机制来面对这种事件。”

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旁观者

在寇彧看来，无论是校园欺凌者，还是受欺凌者，多少都有些显性特征。欺负者通常在同龄人中身材较强壮，也更成熟，而受欺凌者则相对弱小，比同龄人略显幼稚。最容易成为受欺凌者的，是班级里“被拒绝的学生”，他们通常课间时也一个人待着，明显缺乏必要的社交能力，或内心有些自卑。

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长期欺凌一个男生，就是因为其身材矮胖，同学们都叫他“小胖墩”。刘博常在午休时把“小胖墩”拉到楼梯拐角，先是骂，接着打，一般持续5至10分钟。此外，他们也会故意扔他的书包，往他课桌上洒水。最终，“小胖墩”转学离开了这所学校。

不过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貌、成绩等不是他欺负别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负者的性格不太合群，或者自己不认同。“一般学生没人欺负，容易被欺负的是那些让我们感觉有点‘假’的人。”但他对“假”并没有明确定义，仅仅是“说话方式让我不喜欢”，或“看起来很不顺眼，很欠扁”。

另一个曾参与过口头欺凌行为的女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上小学时，班里一位女生学习成绩很好，很受老师喜欢，但在同学间人缘很差，大家认为她很“假”。于是班里多数女生结成一派，对其孤立。“我们故意不带她玩，比如大家一起聊天时，她一过来我们就不说了，或者她经过的时候故意说些不好听的嘲讽的话。”

但也有专家认为，欺凌者虽然多有攻击和伤害的习惯，但不是一无是处，往往具有一定社会技能，在同学中更有号召力和组织力。他们缺少的是获得成就感的机会、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有的还缺少同理心。

在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之间，是旁观者。这个群体庞大而不受注意，却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郭欣欣在广州海珠区的校园工作中发现，如果旁观者对欺凌行为默不作声，或者叫好，就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导致欺凌现象越来越多，旁观者本身也可能转变成受欺凌者。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减少。

曾宝怡也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孩子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而在这种转换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旁观者的无动于衷，使欺凌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她对一名初三男生印象深刻。当问及为何欺负别人时，男生忿忿不平：“我欺负那些人算什么，你不知道我以前被欺负成什么样。”他说，初一时，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被高年级的同学拉到厕所里脱裤子，有时候被高年级学生勒索要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同学给予帮助，甚至有人围观起哄。升入初三后，他便将自己的遭遇应用到别人身上，转变成一个欺凌者。

中国欠缺一整套儿童保护系统

“所有事件显示，我们对家庭和校园里一些常见问题太缺乏意识了。”童小军说，“曝出来一件事，大家便只关心这一个问题，所有的看法都是支离破碎的。事实上，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都是整个儿童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目前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形成一个儿童保护体系。”

美国的校园欺凌现象也很严重，但社会对这一现象给予极大关注。除了联邦和各州政府加强立法外，还要求各学校为学生提供举报校园欺凌事件的渠道，并对欺凌者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2013年，日本参议院通过《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此外，文部科学省增加了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扩充学校咨询机构及校园社会工作者的规模，并设置24小时不间断服务咨询电话，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

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了政府组织和网站，帮助学校解决欺凌现象，同时将反对欺凌、骚扰、歧视、暴力的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是国家命名的“反欺凌日”。

“很多人说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立法其实仅仅是这套系统的第一步。”童小军说，“这套系统不仅要有立法，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专门做儿童保护工作的社工队伍。”

童小军介绍，美国的中小学均需有驻校社工，如果社工人员不足，也可由护士或心理医生替代，但必须接受专业的儿童保护工作训练。“儿童保护要由专业儿保社工来做，试想，如果学校老师出现了打骂学生的情况，学生敢去找其他老师寻求帮助吗?但如果孩子向儿保系统寻求了帮助却没有得到解决，就要向儿保社工和所在机构追责。”

童小军还认为，中国学校普遍对校园欺凌行为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儿保社工应该由政府强制向学校派驻。她的一个同学曾想到某个学校做相关研究论文，校方的直接反应是：你要揭露我们学校的黑暗面。

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开始自发地在中国校园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

国际计划是一个以儿童为工作对象的人道主义国际组织。2011年开始，国际计划(中国)在陕西省4个县域16所学校中，开展“无忧校园”项目，以减轻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行为。国际计划(中国)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管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对校园欺凌包括三方面：预防、早期干预和欺凌个案应对，国际计划的项目主要侧重于预防和早期干预，所采取的办法是在校园里开展反校园欺凌的宣传，告诉孩子们自我保护的办法，以及鼓励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信。

每个暑假，项目组还会抽取某个班级的一些学生，举办10天左右的夏令营，通过心理干预法，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教会他们怎样交朋友，怎样与他人有效沟通，以及出现暴力冲突时该如何解决。“之所以选择一个班级的孩子，是希望能够每次集中改变一个班级的气氛。”

管桢说，在夏令营里，往往可以通过观察发现有欺凌或受欺凌倾向的学生，事后通过家访等方式进行早期干预。该项目还针对老师做应对校园欺凌的专门培训。

广州市海珠区“青年地带”也于2012年启动了第一期反校园欺凌服务项目。他们与政府合作，对海珠区12所学校每校派驻两名社工。“国内很多学校都比较避讳校园欺凌话题，但邀请我们进驻学校的领导比较开明，他们不掩盖，选择应对，这是项目能够开展的主要原因。”郭欣欣说。

“青年地带”十分强调驻校社工与学校老师的不同。“我们强调社工和老师的区别，这是两个专业、两种职业。我们会让学生叫我们Miss或阿sir，而不是老师。”郭欣欣说。

但项目最初开展时，校方对于社工能起到的作用仍有疑虑。被拉入帮派组织的学生李亮成为打开工作的钥匙。帮派成员借口“带他去见老大”，逼他回家“拿”钱，被家长发现。李亮陈述了原由，家长立即报警，在社区警察的协调下，双方家长共同讨论解决方案。

“青年地带”社工主动参与到家长会议中。社工了解到，李亮父母工作繁忙，经常不在家，忽视了孩子的成长。社工将李亮带入到戏剧表演活动中，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李亮主动要求在戏剧中扮演欺凌者，并且参与度越来越高，也对欺凌行为有了新的认识。之后，李亮结识了新的朋友，并利用周末一起去做志愿服务，和以前的帮派彻底脱离了关系。

目前，这12所学校都提供了专门的社工服务场所——社工站。社工站以绿、黄等清亮颜色为主，设置有图书阁、桌游区等，吸引学生在课余时间前来。

郭欣欣告诉，午休和放学后是社工站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有的下棋，有的玩桌游，更多人在聊天。“很多是他们在班里不方便讲的话，社工陪他们聊天，也陪他们玩。”驻校社工的工作还包括帮助召开主题班会，个案辅导，召集由欺凌行为双方参与的会议以了解其背后的根源，以小组形式培养孩子们处理压力、应对矛盾的社交技巧，培养自尊感等。

郭欣欣告诉，应对校园欺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一大批专业人员，同时需要开拓孩子们交流的渠道。“青年地带”正在筹备开发一个名为“校园零欺凌”的APP，希望能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青少年、家长和教师的互动，普及预防及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实现对校园欺凌真实情况的评估。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