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历史长河中，一幢房屋倒塌引发的争议，会如同一粒尘埃，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它的灭失与恢复，对于个体而言，价值却非同寻常。
父亲的房子被人强拆了!
8月10日，听到这一消息的我，急忙从京城赶回老家时，在邻居墙角的一隅，父亲独自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一堆残瓦破砖，暗自流泪。
7年前的一场车祸，让这个汉子丧失了昔日的雄风：经过开颅手术后，他三分之二头颅被一种叫做“钛”的金属所支撑，法医鉴定为智障人士。
我不是太乐意接受这种称法，但是他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比如语言表达不清，部分失忆，甚至有时叫不全邻里街坊的名字，情绪波动较大，易激动，个人卫生已经不太讲究，等等，诸如这些时时提醒我：他已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万幸，他基本生活还能自理，没有卧病在床。
年轻的他，也有一本“屌丝”奋斗史：一穷二白入赘，经营过修车铺，开过小型酿酒作坊，从湖南韶山贩过生猪销售，收购过稻谷棉花，什么生意赚钱做什么，因为脑袋“活泛”，甚至被“举荐”做过几年村干部，直至村长。
在湖北省公安县郑公镇，用一个亲戚的评价，父亲当年可是“社会上混得开”的人。
谁拆了父亲的房子
一个江南小镇上的江湖，能有多深?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在村里已无威严。证明之一是，即使在村里再也找不出有比父亲更严重的病患，父亲的“低保”却迟迟未予解决，母亲并非贪那每月几十元的农村低保补助，而是因为低保对象看病能够享受“无门槛”救助。车祸后，大脑受损的父亲光顾医院是常有的事。
被拆的房子，是他一手修建起来的。准确地说，这是四间“临街商铺”，带人强拆房子的村干部说，房屋面积仅有60平方米。
到底是多少平方米?村里人都不糊涂。早些年的生意均在这里进行，房后面还建有一个约100平方米的鳝鱼精养池。
至今，这里还没有学区房的说法。但房子前一河之隔便是镇初级中学，人躺床上就能听到上课铃响。记得小时候在这所学校上学，夏季河水很浅，午休“睡过头”，我便会抄近路，慌慌张张涉河而过，飞奔进教室。
郑公镇还没有被拆并前，村民行经这里表明已经“到了镇上”。房龄大约有20余年，这是一块宅基地，如今土地的价值可能已远远超过房屋本身的价值。
谁拆了父亲的房子?各种说法不一。高桥村村支书任修坤坚称是自己个人行为，但是强拆事发当天，现场曾有公安县财政局的干部，并且房屋被拆后派出所出警时明确表示：强拆他人私宅是要被判刑的。村民告诉我，村支书个人哪有胆量敢拆私宅?母亲据此推断，镇政府是授意或者知情的，任修坤“顶雷”之举根本站不住脚。
但是，为什么要拆一幢房龄只有20余年的合法房子?任修坤的说法是，房屋遮挡了行人视线，拆房是为了公共利益。不能确定的另一个说法是，拆旧房改造能从上面要到政府项目资金。
欺骗与肆意不履约
房子修建时，高桥村还不叫高桥村，叫高潮村，郑公镇尚未被并入章庄铺镇，曾经有一个朋友写文章调侃我来自一个“到了高潮就会叫的地方”。
我回家面见任修坤时，他拿出一张协议，上面有父亲的签字，内容是以1000元的价格拆掉父亲4间房子的1间。为什么拆掉了全部?得到的解释却是，推土机用力过猛了。
父亲的身体状况，村里人无一不晓。母亲在县城帮人打些零工，补贴家用，拆除房子前没有任何人联系过她。
“老头子你怎么看家的?1000元就把你的房子给全拆了?”母亲第一时间赶回家后，无比愤怒地责骂父亲。
“他们骗我签，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父亲嗫嚅道。1000元可以做什么?北京到武汉的一张机票钱，两张高铁票，或是一顿不算高档的饭钱?即使在公安县城，也买不到一平方米商品房。
赔偿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8月12日下午，在章庄铺镇人民政府院内，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村镇共同承诺，另行择址建120平方米房子(含隔热层)，包括地基填土及打围墙，工期3个月左右，具体建设细节满足母亲的合理诉求，达到“拎包入住”标准。
村支书主动请缨，担任重建工程的“总工程师”，信誓旦旦“保证父母满意”，并自行决定聘请其妹夫作为建房包工头。
中间沟通细节之艰辛，非常人所能理解，须知权利真是争取过来的!首先是工程开工缓慢，多次催促，纪要签署近一个月才开工;其次面积“缩水”，实际使用面积只有108平方米，且用料质量不高。春节在即，工程进度缓慢，着急的我只得自行出资，聘请工人粉刷墙面、铺地砖、购置马桶等，完成本应由他们负责的部分工程，希望镇政府履行约定，赶紧安排人手填土夯实(因新建房屋地基在一个池塘上)、打围墙完工，由此才能各方皆安。
母亲倒在维权路上
重建房屋预算多少?重建房屋资金来源何处?工程款是如何花的?当初涉嫌非法强拆的相关责任人如何处理的?我们只知道，带头拆房子的村支书，毫发未损，其他，一无所知。村支书不止一次嘲笑父母：“给你修个皇宫。”
“要不是他大儿子在北京工作，一堵墙也不会赔!”有村民私下议论，“不赔你又能怎么样?”“还是他小儿子官做得不够大，要不然，谁敢动他家一根毛?”村民私下议论纷纷。
村里流言蜚语满天飞，唾沫能够淹死人，个别人认为：镇里和村里这次惹了不该惹的主。大多数人则说：非法拆谁家的房子都不应该，何况人家是智障人士，弱势群体。镇村两级领导应该以此为教训，整饬作风，提高基层干部素质，不能以“基层”为借口，掩盖乃至纵容违法乱作为、公然违反党的政策和形象的行为。
11月底，村里宣布没有资金了，工程彻底停工。按照约定，工程其实已经完成大半。镇里表示要“争取做村的工作”，督促加快完工。村支书说：“镇里只拿了8万元，现在村里也掏了钱。”镇党委书记亲自到新宅现场，给村支书做工作，村支书却摆出“大不了不干了”“辞职报告早写好了”的姿态，根本不理这个茬。
老娘跑去县信访局，拿出“协议”，信访工作人员忽悠她说已电话通知镇政府，责成他们按约执行，却硬是不给填上访“单子”，而没有上访回执，对镇政府就没有用。
无奈之下，老娘背着被子找到镇政府，当晚被镇政府两位工作人员强行送至家门口。
意外发生了。“大黑子，你妈倒了，快不行了!你快回来!这帮狗日的……”12月13日晚上7点，父亲在电话另一端吼道，电话里，父亲边哭边喊，大黑子是我的小名。父亲在那边大声喊道：“我要使劲去打他们，打不到，他们跑得远远的。”
我赶紧致电附近亲友。母亲晕倒是真，整整一天没有进食，情绪激动，从镇政府的车一下来，“扑通”倒在了门口，浑身抽搐，无人敢上前搀扶，父亲拉扯不动，赶到的亲友分别拨了120、110。
寒冷的夜，母亲一个人躺在冰凉的泥地上，长达近半小时。
乡村岂能成为法外之地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报道过的或者未经报道的，有多少和我父母一样的受害者，忍受着失去房屋的无助与悲伤、维权的挣扎与痛苦、围观群众的不解与非议?
放在历史长河中，一幢房屋倒塌引发的争议，会如同一粒尘埃，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它的灭失与恢复，对于个体而言，价值却非同寻常。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用法律和正义打败他们!我自认，较真并毫不退步地去维权，是践行一种孝道，那是父亲的房子。他们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肆意妄为，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父母亲一辈子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两个孩子研究生毕业，进了城工作。反哺养育恩，父母老了，我需要保护他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作为一个有些文化的人，我与村镇的分歧更在于，合法的市井秩序与野蛮的乡村权力的冲突。起先是根本不讲法，然后是任意不履约，摆出一副“其奈我何”的架势，在一个乡村，这种恶习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抑制，依法治国的中国梦，在乡村那一边将成空白。
在国家对公民物权的尊重越来越明晰和坚定的今天，宪法、民法、物权法等的立法精神，无不例外地告诉世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产权保护宗旨，正在中国大地推进，难道乡村能够成为例外么?
一个村民的合法住宅，岂有说拆就拆了的?
( 责任编辑: 廖谨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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