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镜头，宋名扬缓缓举起双手捂住眼睛，手背上紫色的曲张静脉和密布的针孔触目惊心。
从风光无两的明星刑警，到因吸毒贩毒身陷囹圄的囚犯，他的人生被毒品劈成两半，前半生在天堂，后半程在地狱。
宋名扬经常这样坐在逼仄的卧室里，盯着电视屏幕，一坐就是半天。
“我现在的生活特别无聊，也不正常，可能会是你采访最无聊的一个人。”
2012年出狱后，宋名扬极少出门，以前的朋友也几乎不再来往。“就呆家里，白天睡觉，夜里胡思乱想”。
宋名扬，1963年出生。1983年20岁的他成为了一名刑警。刚刚步入警界，他就成了“拼命三郎”，在同进警队的一批人中，宋名扬以罕有的速度频频立功受奖，迅速脱颖而出。
从警第七年，他调入刑警特情队，成为向警方提供情报的“线人”口中的大哥。
90年代，人称“宋大款”的他一身名牌，腰挂BP机，手拿大哥大，摩丝将头发打理得一丝不乱，开着名牌车接触各种流氓。
珍藏在衣箱里的各个时期的警服成为宋名扬前半生风光岁月留在生活里的唯一印记。因为从警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做便衣刑警，这些没什么机会穿的警服几乎都是簇新的。
20多年过去了，虽然“大款”不再，但宋名扬注重形象的习惯一直没改变。
凭借着和黑道线人之间建立的良好关系，工作上宋名扬更加顺风顺水。
33岁时他已立功受奖十多次，其中公安部颁发的就六七个，早已是分局和流氓堆里的“红人”。分局有了大案，局长到现场，一定先问老宋到了没有。流氓吹捧他：“大哥，您一跺脚，这个区都得颤。”这让他一度自信到要“家庭事业双丰收”，特情工作要做到“全北京黑白两道通吃”。“现在想想当时真是太狂了，也很讽刺”，宋名扬说。
年轻时意气风发的宋名扬。
如今，偶尔去朋友家聊天，当年那些出生入死的经历还是会阵阵涌上宋名扬的心头。
1996年3月，北京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恶性案件——白宝山案，京城警界陷入了巨大的破案压力之中。
当年4月，通过线人，宋名扬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朝阳区劲松一个名为“黑子”的人持有手枪、微冲和手雷。案情紧迫，他伪装成贩毒大哥进入“黑子”的毒窝。
窝点里的流氓从未见过这个“贩毒大哥”在大家面前吸毒，开始疑窦丛生，甚至有人“亮枪”骂骂咧咧问他是不是“马子（警察）”，宋名扬别无选择，吸了第一次毒。因为事先有过练习，他娴熟的吸毒动作最终打消了对方疑虑。
“都说吸毒嗨，但第一口的味道臊得很让人恶心，我想这玩意儿他妈能让人上瘾？” 然而正是这自认“不会上瘾的一口”彻底改变了宋名扬的后半生——为了破案，他继续多次潜入这个团伙。为了和对方打成一片，他也每来必抽，扮作一个瘾君子。渐渐地，这种曾令他“恶心”的东西让他开始觉得适应、舒坦了——从此，宋名扬的人生步入了漫长的黑暗甬道。
宋名扬知道自己上瘾了，必须马上戒毒。他以为，以自己的毅力，戒毒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他强行把自己关起来不出门，但毒品的魔力却比他想象的大得太多，在与毒品的拉扯战斗中，他总是输的那一方。从一开始卷烟枪烧锡纸吸毒，到使用注射器，毒瘾像梦魇一样笼罩着他。“有时候整夜办案审犯人劲儿上来来不及慢慢抽，只能赶紧去卫生间扎一针，现在手上还满布针孔。”
宋名扬的人生步入了漫长的黑暗甬道。
宋名扬的手背上直到现在还是满布针孔。
在毒瘾发作和戒毒间反复折腾，宋名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卧底任务。1997年初，通过“黑子”，宋名扬以买枪为名，将“黑子”的朋友“新哥”引出，一个地下贩卖枪支网就此被捣毁。破获此案后，宋名扬获得了公安部颁发的三等功。在他立功无数的警界生涯中，这是最后的一块奖章。
因为吸毒时间太长，始终没能戒断，宋名扬的身体每况愈下，无法正常工作。2001年，分局实行末位淘汰制，宋名扬被调整出一线，分到预审部门。
比戒毒、复吸的恶性循环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同事间的风言风语，要强的宋名扬甚至想在单位大喊：“我是因公染毒，我不是警察败类。”2005年年底，饱受毒瘾和抑郁症折磨的宋名扬办理了病休。那时他42岁，正是同批战友们升任处长、所长的年纪。
宋阳明曾经获得的证书和奖章都被他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2005年年底，饱受毒瘾和抑郁症折磨的宋名扬办理了病休。
病休后，宋名扬万念俱灰。
他的心瘾越来越深。为了获取毒品，他找到了以前培养的线人，和他们交换毒品。
2011年，吸毒人员蔡某为了立功，钓宋名扬给他送毒品。宋名扬以300元的价格将0.32克海洛因贩卖给他，被当场抓住。
法庭上，公安部门出具了宋名扬因公染毒的证明，法院最终从轻判处宋名扬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3000元。
“在监狱里怎么都想不通，整日以泪洗面，甚至想一死了之”。更令他没想到的是，出狱一年后，自己又载在了“线人钓鱼”上，这次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宋名扬现在还会和以前培养的线人一起出来聚聚。
出狱后，宋名扬和儿子住到了父母家——他原来的小家已经散了。55岁的他如今跟儿子、父母挤在一套63平米的老单元房里。
因为从小缺少交流，宋名扬的儿子有轻度自闭症。
宋名扬说，很后悔自己在儿子成长过程中的“缺席”。虽然“风光的时候”尽力给儿子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要吃什么玩什么都满足，但因为“工作特殊，说不定哪天就光荣了”，他一直刻意回避和儿子建立感情，现在父子感情很淡。
宋名扬的妻子是首钢一名工人，原本性格开朗，温柔贤惠，但因为工作，宋名扬常不在家，半夜总有人敲门，还“老有人送恐吓的东西”，妻子成宿睡不着，变得胆小且神经质。
宋名扬染上毒瘾后，妻子精神彻底崩溃了，2001年被残疾人联合会认定精神残疾程度为二级。
在宋名扬第一次贩毒的前几天，他将妻子送到精神病院。
与儿子父子关系淡漠，是宋名扬心中的隐痛之一。
宋名扬去精神病院探望妻子。“现在和她说话还算正常，但是聊久了就又不行了”宋名扬叹口气，“她这辈子就这样了。”
染上毒瘾后，宋名扬昂贵的戒毒费几乎耗尽父母的退休金和他们以前开小卖部的积蓄，“父母一提我的事就哭，很久才能缓过来”。
2017年1月5日，宋名扬准备去医院买药，口袋里却只剩400多元，只能问母亲要了200元。他说这辈子也没想到过自己到了这个年纪还得伸手问父母要钱。
2017年1月5日，宋名扬来到大兴精神病院戒毒大楼购买安眠药和戒毒后的辅助治疗药物。近20年来，老宋都数不清这座戒毒大楼他来过多少次了，“医生、护士都成了熟人，连原来的院长都退休了。每次挂号买药都要花上630元。一年下来光药费就得近3万。”
2010年8月，宋名扬服刑时，分局停掉了他每个月的退休金。2014年7月才重新以生活费的形式每个月发放2900元。然而就在发放生活费一个月后，因为某些原因，分局停发了他的生活费，直至今日。
2017年1月27日，宋名扬一夜未眠，又拿起纸笔给领导写申诉材料，“3年了，每次去分局找领导反映都无功而返。每逢年关更觉得过不去”。
因为吸毒，宋名扬的身体落下很多毛病，“心脏不好，记忆力衰退，常常说了上句忘记下句”。因为吸毒，他的臀部肌肉溶解，冬天多穿几条裤子尚且能坐下来，夏天根本没法落座，夜里无法躺着睡觉，“吃再多的安眠药也没用，只能成宿成宿地想自己的那些事儿”。他也想过用一针过量毒品，“在最后的快感中了结自己”，又担心年迈的老父母，更怕儿子背负一生骂名。
整夜整夜睡不着的时候，宋名扬就去家附近废弃的铁轨上跑步。昏黄的灯光下，他一边跑步一边大喊，喊完了，“心里就不会那么堵得慌”。几年下来，这段一共1203步的铁轨于他而言已经变得不能再熟悉。
快过年了，宋名扬将家里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他跟家人尤其是儿子交流甚少，父子打照面时老宋问一句：“上班啊？”儿子不管去哪都只“嗯”一句。10年前，儿子摔碎家里碗盆大骂他的情景，宋名扬至今历历在目。“你从小管过我吗，你给家里带来了什么，就知道抽大烟。”那天他躲在厕所里哭了很久。
2017年1月27日，大年三十，宋名扬难得早起，准备去接妻子回来过年。
妻子住进精神病院后，每年年三十到年初五，他都把妻子接回来，“早上接，下午再送回医院”。宋名扬说以前家里过年很热闹，一家人团圆吃完年夜饭看春晚，“年三十夜里女的什么活儿都不用干，全由老爷们儿承包”。他第一次出狱后家里再也没放过鞭炮，连他每年最期待的公安部春晚也停办了。
宋名扬换上出门的衣服，准备去精神病院接妻子回家过年。
生活费一直停发，宋名扬开始日益担忧自己的生计。
有人看中他的刑侦能力，曾想请他做私家侦探，但他认为“这没有法律保护”；想做些小生意，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摊位，更看不惯商场上的尔虞我诈。
今年宋名扬计划做家用电器维修，却拿不出20万元的启动资金。“以前从不看重钱，这几年越发觉得困难，我希望自己能自食其力，如果好心人愿意帮助，将来必定有借有还。”要强的他第一次向现实低了头。
生活费一直停发，宋名扬琢磨着做点小生意。
偶尔，宋名扬会去家附近的一个小商店坐会儿，逗逗店主的孩子。只有这时，他才会露出笑容。“一对20出头的年轻夫妻，带着一个一岁的孩子，两人日子虽然苦点，但有奔头啊，踏踏实实多让人羡慕。”儿子已经28岁了，“社交能力欠缺、轻度自闭至今没谈恋爱”，他担心自己看不到孩子成家生子的那天。
宋名扬至今珍藏着过去的日记本。
1983年，20岁的宋名扬收到了警察录用通知书的那天，激动的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今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由于本人的努力，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录取了。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从今天开始就翻开了光辉的一页，我也将为我崇拜的事业去奋斗了。是英雄，是狗熊，走着瞧吧”——自信与豪情几乎要溢出纸面。
宋名扬珍藏着过去的日记本。
2017年2月，宋名扬来到家附近的教会，他并不信教，他一直未曾忘记自己曾是党员和警察，“但待在教会里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困难和告解，内心好像也能得到一点点平静”。
宋名扬的代理律师曾问过他，如果时间能够倒流，重新回到1996年5月那个卧底染毒的日子，他会不会做另一个选择？宋名扬毫不犹豫地说，他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一直以为我会牺牲在工作岗位上，那样多好？留给家人的就不会是现在的屈辱而是光荣。”
2017年2月，宋名扬在教堂里。
2017年3月6日，在车上，宋名扬接了一个哥哥打来的电话。他说哥哥极少给他电话，今天他在家庭群里分享了一段向主求助的诗歌，两人谈论起迟迟无法解决的生活费，“我哥觉得本该家人来支持我，为什么要求上帝怜悯、救助。”说完这句话，宋名扬再也无法抑制地啜泣起来，这是54岁的他第一次在我的面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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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黄淑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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