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公义，贯穿整个近代人类文明进化史。拯溺扶危，缉凶惩恶，不能靠以眼还眼、以血还血的私力救济和野蛮法则，所以文明社会，需要司法制度保障。这是守护社会公义的底线，是关于公义最重要的制度设计。
善怕恶，是因恶恃强凌弱，藐视规则。破坏规则者，必须受苛责。只有作恶成本无限高企，施暴行凶代价惨烈，作奸犯科是风险最高收益最小，“最不划算”的赔本买卖，“理性自然人”组成的社会，才会真正和谐——反之，就是民不聊生，正不胜邪的“水浒江湖，厚黑世界”。
而惩治罪恶，不是逼着每个弱小个体，都必须武装到牙齿，甚至比恶更恶，以恶制恶，而是在个体遇险涉危之时，一个报警电话，就能得到强大、公正而及时法律援手。这是法律被普遍信仰，法治社会发展延续的根本。
恰是在此维度，山东“辱母杀人案”，似乎撕开了一道裂隙。虽是极端个案，但在这个特定的幽暗缝隙里，我们看到了完全颠覆正常朴素的正邪善恶、人伦法治观念的尴尬与悲哀。杀人者于欢，却收获了最多的同情与理解；被杀者杜志浩却被发现是个“撞人逃逸”“十恶不赦”的恶棍，死后似还有“余辜”；于欢被判故意伤害罪。但是法院判决却难服众，多数人认为这是正当防卫，力挺无罪……
一死几伤，被判无期，舆论不服，民众是不可理喻、胡搅蛮缠的法盲吗？非也。就从这个杀人案特殊定语“辱母”就可看出，这非一般怒从心起恶向胆生的蓄谋或激情杀人，而是纠缠着人伦与司法困境的情与法、罪与罚等更复杂情由。
法不容情，只是就单纯量刑结果而言。但司法威信威仪又需要能服众的判决裁量来维系。这就是要达致公义与人心的平衡。“义”非只有司法和社会责任一个程序正义维度，还有人伦道德、舆情民意的情义维度。
这正是一起简单追债纠纷杀人案，为何能短时聚起数百万的跟帖评论的原因。要厘清民意诉求，就得回溯案件缘起，尤其是探究出事发过程中从报警接警出警后到于欢失控杀人之间这段，究竟杀人、被杀已经出警者三方责任权重划分。这是搞清到底是民众“无理”取闹，还是裁决无“理”可言；是“舆论杀人”、“舆论审判”，还是舆论倒逼司法公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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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缘起是地方高利贷乱象。于家算不算老赖，案发后已让位给于欢杀人这个焦点，更需关注的还是地方高利贷成风的民间金融困境。从报道看，借贷、陷入还贷危机的远非这一家，只是这起案子才偶然让其闯入公众视野。于家已偿还的额度，近乎两倍本金，最终仍逼死人，而警方出警后轻飘飘一句“别打人”就离去，更是留下不少想象空间。只能说明这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引起的追讨纠纷，在当地已司空见惯，只是警察和被杀者都没料到这回逼急的兔子竟然“来真的”——杜志浩原话。
有媒体质疑，“民贷”的官影，有公职机关似与高利贷乱象有某种隐秘关系，这显然也需要更权威的回复释义。而当地警务官微，连续两天两条被民意解读为“挑衅式”的微博——虽后或迫于压力已删除，表明哪怕群情激奋，举国震惊，这里似乎仍后知后觉，我行我素。至少连装一个虚心纳谏的样子都懒得为之，这样的地方权力生态不能不让人心惊后怕。舆情素养从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融入了权力运行骨血，一举一动都难掩本质。
出警者的轻佻疏忽怠慢之态，与寻助者于欢的彻底崩溃持刀刺杀间，时间关系和以及内在逻辑、情感心绪的关联，必须正视，绝望就在警察转身出门，目睹希望破灭的那一刻。持续的非法拘禁、言语以及暴力的侮辱伤害，乃至升级版的猥亵犯罪，这如果还不被视为防卫反击的正当性、合法性、必要性和迫切性，那不知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定义当如何理解了。忍辱与抗暴，人伦与律法，民意为何沸腾？抉择与权衡，司法不得不慎。
好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调查于欢故意伤害案”；“山东高院通报辱母杀人案：已受理上诉 正审查案卷”。当然，这里原告人与被告人均不服，分别上诉，这正说明这里的舆论和法理质地都很丰富。
我们自然需要尊重当事双方的司法权利。那个当年撞得人身首异处的如今的被害人，施害被害的身份转换微妙而复杂。当年被害者家属认为“他如果在坐牢就不会死了”，又是莫大讽刺。司法则必须持唯一标尺，衡量到底，就是维护社会公义，以高质量司法裁决，匡扶世道人心。只是，有些问题现在反思也不太晚：当年为何未能司法严办？包括高利贷乱象的整治，为何混乱至此以致酿出惨烈命案？这里有没有具体的司法从业者的渎职失职？未竟之问还有不少。希望最高检介入后，旧账也能翻一翻。正义迟到也好过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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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黄淑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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