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东高院对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案二审公开宣判，认定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将原审法院判处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这一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在法定审限内审结。山东高院负责人表示：二审判决明确指出，原审判决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认定事实不全面，部分刑事判项适用法律错误，主要是对于欢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二审已经予以纠正。
一审之后的于欢案，广受社会关注，其重点在于是否可以将于欢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而从法律条文上讲，这确实有着很大的填充空间。因为案发时存在着社会反应强烈的“辱母”情节，这不但是社会关注的主要出发点，同时也是影响公众情绪的心理归结点，如果对这个心理归结点不能给予客观的解释，那么就无法厘清构成“防卫过当”的法律通道。
而在二审中，法庭给予了“辱母”情节以最客观程度的解释，既没有全面认定之前的“辱母”性质，也没有全面否认“辱母”情节的存在，而是以事实为依据，认定杜志浩当晚大量饮酒，实际上处于醉酒状态，其对苏银霞的侮辱行为属于借酒撒疯、酒后失德。这样的解释，显现了对当事人权利的深度考量，并没有出于迎合社会关注，而形成“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情绪化解读。
二审中这样的解释，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因为它并没有受到社会倾向性认识的影响，而是给出了法理上“合情合景”的解读，而同时，通过这样的客观解读，公众情绪的心理归结点也得到了客观的尊重，从而“防卫过当”当然成立。应当说二审过程，是一次司法的人性化实践，它既考量了于欢案存在的“辱母”因素，也考量到了另外当事人的权利构成，并在其中达到了情景化的平衡。
正义永远都不会缺席，不管是早是晚，它迟早会来，这次的于欢案，又一次证明了正义的不朽性。然而，正义也有着一定的时效性，如果来的过迟，那么就会成为一段时期内的冤案，即使冤案后来得到了纠正，那也会对受冤者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甚至会摧毁一个家庭，当然，更会给国家带来经济赔偿上的压力，并减损司法的恒稳形象，应当说，那是一种“多输”的结果。
这让人想起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等冤案，虽然正义最终都抵达了，但有些过迟，如呼格吉勒图已不在人世，对于他来说，正义并没有作用于自身，这对他来说也就感受不到正义的存在，这当然也是法律正义的最大损失。而这次的于欢案，令社会庆幸，因为这对于欢并没有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但司法不能靠“庆幸”来安慰自身，而应当靠保障正义的司法程序来完成，只有程序正义和社会监督，才能保证结果正义。
于欢案的一审结果，与二审结果，一个是无期，一个是
5年，这样的天壤之别是如何形成的？其实显现的就是司法程序的不恒定，而一审出现的“部分刑事判项适用法律错误”，这本身就是程序不稳定并没有得到社会及时监督的结果。而通过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二审时纠正了其中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次行使程序正义的进步，也是一次社会公众监督的胜利。
( 责任编辑: 孟洋洋 )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