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天津静海，在发现的笔记中写有“蝶贝蕾”字样。
遭遇传销，为什么不集体反抗？这个局外人都好奇的问题也许有个答案是，由于人员超强流动性造成“白色恐怖”，被传销者之间根本无法建立双向信任。同样是天津静海，同样是蝶贝蕾。8月5日，天津静海，在发现的笔记中写有“蝶贝蕾”字样。
失去人身自由的开始
河南郑州念完大学后，现年24岁的田晓伟（化名）原本就职于一家北京的网站，做编辑工作，但是大学专业是计算机，因此一直有干回老本行的念头。
机会来了。
4月中旬，他在Boss直聘网站上寻觅到一个机会，一家北京的计算机工程外包公司称，天津项目部招聘一名web前端开发工程师（现在这则招聘信息已经无法在该网站找到）。一周之后，田晓伟接到了面试电话。想着不管成功与否，都可以周末去天津顺便转转，所以4月22日上午，田晓伟就踏上了去天津的高铁，对方说要到天津南站附近接他。
但是到站后招聘方突然表示正在开会，让田晓伟乘坐半小时的公交车来到静海区的某一个镇上，到时候有两个人来接他。到了之后田晓伟一看是闹市区，也没起疑。
出现的两名男子大约20岁左右，皮肤黝黑，田晓伟回想起来，才知道那两人是在“野沟”里晒黑的，这是后话。两人打了个电话，把田晓伟拉上一辆车，就开始拉家常，问自己原先的工作、父母都是做什么的。田晓伟有点警惕性，说得真真假假。对方说先去住的地方等一等，再去公司面试。
“上了黑出租，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开始，”田晓伟对澎湃新闻说，“车门一锁即便想跑也跑不了，下了车，人更多。”
被烟头烫过的室友
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来到一个静海农村的农户家，“院墙比房子都高，身边有两个人随时跟着。”田晓伟跟澎湃新闻记者说道。
这个租住的平房只有2个积灰的房间，却住着15个人，三个女生住一间，另外12个男生蜷缩在另外一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最大的也不超过28岁，都是被招聘信息吸引过来的。这些年轻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农村人居多。
除了有人随时跟着，限制人身自由的另外一招是脱鞋。
进了这个门之后，田晓伟的鞋子立马被收走，接下来的两个月，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野地里日晒雨淋，他都是光着脚的。
此外，田晓伟的手机被拿走，并胁迫索要密码，不然就要拳打脚踢。在此之前，还有一招“预防措施”，问田晓伟在天津都联系过谁，挨个打电话跟他们说已经安顿下来，不用担心，以解除后顾之忧。但恐吓之后发现田晓伟在当地并没有什么熟人，也就作罢。
了解清楚情况后，田晓伟又被立马转移到另外一个带院子的农户家，第二天就派了两个人充当“师父”，主要工作还是监视以及打探田晓伟的家庭情况，只要发现跟黑车上说的情况有所不同，就要找另外的人来恐吓说实话。
接下来，就是打电话给家里要钱，他们握着手机，让田晓伟跟父母说，原先在北京就职的公司要融资，员工交10万元可以入股，但田晓伟的父母立马意识到了事有蹊跷。
其一，田晓伟留了个心眼，之前跟传销团队说自己原先的工作是做网站开发，因此在电话里也跟父母刻意提到现在做开发，但是父母对他做编辑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这是一个漏洞。
其二，田晓伟毕业后已经很久不问家里要钱，这一行为很反常。
因此家人虽然很焦虑，但也没有提到要拿钱。打完这个电话，田晓伟的手机就被没收了。此后几日，只有每次被逼着问家里要钱，才能接触到手机，但只要稍有透露自己在哪儿，在干什么，电话就会被挂断。
田晓伟瞄了一眼墙角，有一名室友身上有烟头烫过的痕迹，看得心惊肉跳。
孤军作战的“白色恐怖”
传销组织的日常是枯燥麻木而又艰辛的。
所谓的师父授课，也就是讲“蝶贝蕾”这种化妆品的营销模式。昏昏沉沉中，田晓伟听到了“五级三阶制”、“几何倍增学”，主要就是说，这个公司有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必须要买产品入会，一套产品2900元，买了就算交了会费，正式加入组织。
田晓伟在胁迫下，交了2万多元买产品，都是通过支付宝转账的，但是从始至终，他都没见过这种神秘的化妆品。
不上课的时候，就四人四人一组玩一种叫做“打升级”的纸牌游戏。期间人与人之间也有交流，但是只要发现两个人在一直对话，就会被带走审问。
“人流动得太快了，互相都来不及认识，也不敢信任，”田晓伟说，整个村里有几十个这样的窝点，每隔一两天都要被带到另外一个窝点吃饭睡觉，根本没办法跟身边的人熟悉起来。而且，有些人的确通过这种“拉人头”挣了钱，你没办法判定身边这个陌生人究竟是“敌军”还是“友军”。
“万一跟人透露了想法，被举报给监控的人，日子就不好过了，”田晓伟说。
所以，即便是15个受害者，也完全不敢奋起抵抗5个监视者，因为你不知道是有援军在侧，还是孤军作战。
“我想过死，”田晓伟说，至今他还觉得那个叫李文星的年轻人有可能是自杀溺亡的。
7月，23岁的山东青年李文星的尸体在这附近的一个荒僻水坑中被发现，警方调查发现，李文星生前通过网络招聘误入传销组织，被先后送到静海镇上三里村、杨李院村，期间两次被转移。
野沟里“打游击”
“两个馒头，加点咸菜，一天两顿。”
田晓伟说，吃饭是有规章制度的，中间留个位置给“导”，其他人都蹲在两旁，这就是所谓的“摆桌”，然后吃饭都要喊口号，给“导”加饭，“某某老板辛苦了！”
所谓的“导”就是管理这个“家”的人，他们在组织里交钱比较多，因此地位高，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大扛”和“小扛”，意思是“家里能扛事儿的”。
田晓伟说，“第五天开始就往野地里跑了”。
这是因为协警会隔三差五去村里巡查，因为警察差不多都知道附近几个村这些传销组织的窝点。
田晓伟等人躲的“野地”就是一个干涸的深沟，暴晒和雨淋都要一直在烂泥地里赤脚蹲着，衣服上沾满泥巴也没法换，只有非常残破的情况下才可以换衣服。
折磨人的还不止这些，15个人每天只能分着喝一桶矿泉水，在暴晒的情况下，“渴得要命”。
在夜里11点，会偷偷溜回去，凌晨3点，又要组队接着去野地里。
“西双塘、子牙，”这是昏暗中田晓伟曾经看到的两个路标。
在一次协警的搜查中，田晓伟的手机被搜走了，但是并没有警察回头来找他。但这也是个黑色幽默，因为自己的手机丢了之后，田晓伟没再被逼着联系父母。
稀里糊涂获救
田晓伟找到了逃生的希望。
到了后期，进组织的人会被要挟在Boss直聘、拉手网、中华英才网上发布更多招聘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发布这些信息简直畅通无阻，因为网站即便要求审核公司营业执照，也可以跳过这个环节直接进入下一页。
这些信息都是需要手机完成的，但是发布的时候会有人监事，田晓伟发现，监视也是有漏洞的，他趁机把自己的定位发给了自己的父母，然后迅速删掉通讯记录。
“瀛海学校，”田晓伟发了这个定位，还附加了载他的黑车的车牌号。后来他得知，父母来到天津静海区公安部门报案，但是警方和父母来找过，没找到他们。
田晓伟的逃生计划落空。
至今他对此很困惑：“我父母人生地不熟可以理解，为什么警察也找不到？”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他父母在当地坐出租车时，司机提醒，当地有“反传销协会”可以联系帮忙找人。
通过引荐，他父母认识了这个“反传销协会组织”的人，对方表示需要交1万块钱才会帮忙。交钱后，对方让他父母提供了一则寻人启事，以及个人照片等信息。
但是这个联系人究竟是反传销协会的人，还是“蛇鼠一窝”，是专门收钱“捞人”的人，田晓伟至今也不是很清楚。
6月中旬，又是同样的两个人，又是同样的一部黑车，田晓伟稀里糊涂被带到一家“惠民医院”门口，他的父母在那边等他。一下车，黑车迅速开走了，车里其他人并没有与他的父母打照面。
虎口逃生后，他回河南老家考驾照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两个月没上班。原本的工作单位默认他已经主动离职了。
回家后，他数次报案，但是河南警方表示不在辖区范围内，而天津警方也要求他去天津现场报案。
然而，田晓伟认真地说：“那个地方，我再也不会去了。”
传销还是绑架？
“这不是传销，这是赤裸裸的绑架勒索，”田晓伟认为，单单指控传销远远不够概括这些人的罪名。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辩律师马朗对澎湃新闻表示：
敲诈勒索罪中的行为人是通过向被害人实施暴力或胁迫，使其陷入恐惧，进而获取财物，强调的是暴力或胁迫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恐惧心理，侵害的法益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
而组织、领导传销罪中，行为人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等方式加入按照一定顺序组成的层级，并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他人财物，强调的是利用欺骗性的方法诱导被害人加入组织，进而间接获益。
就本案而言，马律师表示，行为人针对被组织者实施的既有胁迫行为，也有暴力行为。但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客观方面并不包括暴力行为，因此，本案中的暴力行为显然超出了该罪的评价范畴。此外，尽管两罪中都有胁迫行为，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胁迫，其程度一般不如敲诈勒索罪严重，两罪中胁迫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相较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行为直接针对被害人财物，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胁迫，并不直接对应被害人的财物，而是迫使已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加入传销组织，并借此间接获取利益。换言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与在此期间对被组织者实施敲诈勒索，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独立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同时又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因此，如果涉案行为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期间又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的，则按照敲诈勒索罪和诅组织、领导传销罪两罪并罚。马律师表示，就本案而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情节严重的，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敲诈勒索财物10万元以上，属数额巨大，可能判处3-10年有期徒刑。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刑法数罪并罚规则确定最后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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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黄淑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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