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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生了孩子，但夫家贫寒的家境与婚姻中介所描述的“富裕家庭”差距太大，4名年轻的越南新娘怀揣着一颗破碎的“少女心”，集体从山东聊城辗转逃到温州苍南，向当地警方求助回国返乡。
罗代美和阮氏建(均为音译)等4名越南姑娘嫁到中国来已经一年多，她们中年纪最大的28岁，最小的才22岁。
当初，4个姑娘通过越南当地一所婚姻中介认识了来自山东聊城同一个镇的4名男子。初次相亲下来，双方都觉得“看对了眼”。最终，中介分别收了男方支付的8万元到10万元人民币“聘金”，并在当地办好了护照等证件，让4个姑娘远嫁到了山东。
罗代美一行人随着丈夫们回到聊城办理了结婚登记。姑娘们都说是既担忧又兴奋。“毕竟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举目无亲，语言又不通，所以觉得有点害怕。”不过，最吸引姑娘们的则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听说那儿的人都很有钱，即便在农村，生活条件也不差。”
可是很快，她们发现，其实丈夫并不是什么“土豪”，家中的房子是农村自建的砖瓦房，丈夫平时靠务农和打工为生，一年几万元的经济收入对于一大家子而言实在捉襟见肘。
越南新娘们大失所望，纷纷产生离开的念头。几名丈夫知道之后，迅速做出决定——扣住妻子的护照，绝不能让人跑了!
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罗代美等人“策划”的好几次逃跑都失败了，还没出镇子就被夫家追了回来。身为山东汉子的丈夫们又气又急，一方面觉得妻子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只能加倍对妻子好，希望留住她们的心。
从2014年下半年到如今，4个越南新娘中的3人相继怀孕生子。孩子的出生，让丈夫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们认为，有了孩子之后，妻子们应该能安定下来不再有离开的念头了。
然而，丈夫们都猜错了——罗代美和姐妹们仍不放弃逃回国。
4月8日下午，姐妹4人相约，借口外出买东西拦了辆出租车逃离聊城。当时，她们身上总共只有四、五百块钱，本想去福建投靠亲戚，但出租车司机以“钱不够付车费”为由，中途便把4人丢下了车。罗代美一行人仍不放弃，沿途拦下一辆货车，不顾一切坐了上去，结果阴差阳错到了苍南。
没有护照又身无分文，无奈之下罗代美一行4人只能向苍南警方求助。面对出入境民警的问询，4名越南新娘只称护照被夫家扣押无法回国，对于夫家其他信息只字不提。
几经查证，民警终于联系上远在聊城的丈夫们。一听说离家出走的妻子竟在苍南，丈夫们与其他家属连夜坐车赶了过来。
据罗代美的丈夫杨某称，他们哥儿几个选择娶越南新娘的原因就一个字——穷!
“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娶媳妇要置办婚房还有其他彩礼的。我们几个条件不好，买不起镇上的房子，所以都40岁的人了还没娶上媳妇。”杨某告诉民警，他们也是听人说娶越南新娘特别实惠，不但人美而且勤俭持家，最重要的是只需要几万元就能娶回家了。
眼瞅着家里催婚催得紧，几番考虑下，杨某和同镇的3个单身汉决定走一趟越南，“买”个越南新娘回家。实际上，他们支付中介的那几万元钱几乎是家中全部的积蓄。
看着眼前的妻子们，杨某等人好说歹说了半天都无法使其回心转意。情急之下，这几个人高马大的山东汉子竟当场下跪，哭求妻子回家。
可惜，4个越南新娘中只有1位被丈夫的执着所感动，表示愿意回夫家继续生活，其余3人铁了心要回国。苍南出入境民警只好尽快为她们办理了护照，并联系有关部门处理相关事宜。
4月17日，浙江在线记者自苍南警方处获悉，3名越南新娘已于4月16日下午踏上回国之路。
据警方介绍，随着这些年到越南找新娘的人越来越多，彩礼钱和给媒婆的中介费也水涨船高，目前以5万至7万元最为普遍。
“嫁来我国的越南女性大部分未受过正规的教育，只有少数人具有初中或者高中文化水平。嫁过来之后，她们基本上在家从事家务或简单的手工劳动。这种跨国的婚姻，会因为语言、生活习惯、文化风俗上的差异和分歧维系这类婚姻的有很大难度。”负责此次案件的苍南出入境民警表示，不仅如此，也有国内外的“黑中介”打着介绍婚姻的幌子诈骗定金，而这种通过花钱购买的婚姻不受国家法律保护，一旦被骗婚，彩礼钱也很难被追回。
中国红娘网婚恋专家毕晓宁接受浙江在线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内一切婚介机构不得受理涉外婚恋中介业务。“这是因为国内婚介行业对于外籍人士的个人家庭、婚姻及其他多方面情况无法进行准确的掌握，比如一名老外是否在自己国家已经结婚，但在婚介机构登记称单身，一旦我们帮这种客户配对成功，便会导致重婚的违法情况发生，具有一定风险性。”
毕晓宁坦言，其实近年来外籍人士向国内的婚介机构提出婚介服务的需求量大幅上升，且多数能出具由所属国或驻华使领馆开具的未婚证明，经鉴定真实有效，但碍于法律局限，均无法受理。“这一块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也许国家会对此(涉外婚介)进行开放，但必须建立在具备完善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之下，否则便让婚介诈骗有漏洞可钻。”
对此，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平直言，涉外婚姻的维系“没那么简单”。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一段正常的婚姻维系需要有经济收入及社会结构网络等因素组成，“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在有稳定收入的保障下，还要有和谐的家庭关系和正常的社会人际交流。”王平表示。
大多数人认为，涉外婚姻维系的难点在文化差异上。王平指出，所谓的文化差异并不是涉外婚姻中会存在，本国的异地婚姻也会存在，但只要有夫妇中一方能够接受并融入对方的文化思维，双方保持顺畅的沟通，婚姻生活依然可以很和谐。
但在“越南新娘”的案例中，男女双方往往存在势力结构失衡的情况，女性变成绝对的弱者，又没有一定的社交网络，长期导致精神压力叠加，最终出现婚姻危机。
在以往的研究中，王平与同事们还发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涉外婚姻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从“走出去”变“引进来”，从“人挑我”到“我挑人”，显示着中国民众对于外籍对象的选择余地在提升，且要求也越发“高精尖”。另外，涉外婚姻中“男老外配女华人”的标准模式也逐渐被打破，中国男性以温柔体贴、勤奋顾家等优点越来越受各国女性的青睐。
此前，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刊出一篇“新加坡女爱嫁中国男”的报道，称不少新加坡的女性在择偶时更偏向于找一位中国丈夫。而这种现象，在俄罗斯、日本、韩国等亚洲邻国也更为普遍。
在接受一段涉外婚姻前，当事人双方还是要慎重考虑，以防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造成家庭和情感上的遗憾。王平最后表示。
( 责任编辑: 刘长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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