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男童“饿死成干尸”背后反思

一个男孩走失时体重90多斤，被救助站活活饿死。这听上去是一件很惊悚的事情，但它确确实实就发生在了我们身边，于是这一饱受非议的官方救助机构再度被口水淹没。但理性看待，需要对此担责的，不仅仅是救助站。男童被饿死成干尸背后值得我们细细反思。

为何人们将矛头指向救助站?

事实尚未厘清之前，的确不应立刻将信阳救助站贴上有罪的标签。但查阅媒体报道，就在去年年底，信阳市救助站曾发生了另一起轰动全国的事件。2014年12月4日，17岁的湖南男孩何正果从信阳走失后被送往救助站，之后救助站又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12月9日，何正果被发现在精神病医院猝死，当天信阳市殡仪馆以“无名氏”的登记名字将其遗体火化。事情被媒体曝光后，信阳市救助站站长李明被停职。当时信阳市民政局局长邹洪告诉记者，信阳市救助站在救助何正果期间，暴露出管理不规范、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未严格执行《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无疑大大增加了信阳救助站的“作恶嫌疑”，加上近年各地不断曝出救助站的负面新闻，更让公众的愤怒之火再度扑向救助站。2014年12月，河南固始县民政局救助站，“水泥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流浪人员裹着被子蜷成一团，有的身上到处是冻疮，还有孩子被栓在了树上。”2013年湖南一家媒体派出一名记者，以流浪汉身份全程体验救助站的生活。不料，该记者被送进长沙市救助站几分钟之后，即遭遇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拷问和围殴。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

再回到此次事件本身，救助站即使没有积极寻找家长，也应该负责好孩子的安全与健康。然而事实是令人失望的。目前，孩子在救助站是怎样被“照看”的，又是如何变成“干尸”的，公众一无所知。根据媒体报道，当记者采访信阳市民政局救助科，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准备讲述事情的经过，一名男性工作人员打断女性工作人员，并称“科长回来后再说”。似乎又隐隐预示着其中有什么隐情。

男童家长也有“疏于监护”之过

信阳市民政局在关于此事的公开声明中指出，该名男童“患有严重智力障碍，且神智不清，由于缺乏有效监护经常走失。”男童亲属也承认，由于孩子经常走失，当地派出所部分民警曾在其多次走失后将其护送回家。如果此种说法属实，可见男童家长已对孩子走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见怪不怪，对民警能把孩子送回有了某种依赖心理，从而忽视了家长本身对孩子的监护职责，这也成为引发这一悲剧的导火索。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其中家庭是首要的责任承担者。此一事件中的智障儿童并非孤儿，家长显然也负有责任。美国法律就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24小时得到监护，否则监护人会受到法律制裁。如果父母将子女单独留在家中，结果发生意外，比如火灾或者子女受伤，当地警察或者儿童权利机构的人员可能会登门拜访。在很多州，父母的这种举动属于监护不周或疏于看护，被视为犯罪，如果父母因此被定罪，就要去坐牢。

而在中国的私有观念中，儿童是家族的私有物，父母想怎么就怎么，政府不能干预。这样的观念，导致中国的父母可以以种种借口工脱离儿童的视线，从而间接导致儿童发生意外。2012年11月16日，五名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的街头垃圾箱内，调查死因是生火取暖引起的一氧化碳中毒。事后毕节市委处理了事发所在区的两个副区长。但在追究政府责任的时候，却没有去责问家长疏于监管的责任。

事实再度说明社会救助体系的薄弱

这些家长为何未能尽责?在学者郑戈看来，除了个人主观上的原因，当然还有贫困、外出打工等社会经济原因。任何处在经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阶段的国家，都会存在大批劳动者在自我谋生与养育后代之间左支右绌、难以兼顾的现象。因此不能忽视或否认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