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津军事官员拜访溥仪夫妇。
1937年2月17日（正月初七）,溥仪在勤民楼健行斋会见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
逊清年代的“开笔大吉”
所有人行道全都铺上芝麻秸。据说这是清宫多年来的习俗，谓之“踩岁（碎）”。直到正月初六日，才由清扫组扫净运走。除夕傍晚，在内廷院里所有的大杨树上，挂上一千个头的大搓鞭一百挂，抬来各种花炮三四抬筐。晚膳后，约十点多钟，溥仪亲率读书班学生，又召集随侍、殿上、勤务班人员齐集院中，开始燃放鞭炮，顿时鞭炮齐鸣，响彻云霄。高升炮、花炮腾空而起，构成五颜六色、绚丽多彩的画图，蔚然大观。溥仪兴致勃勃，一再号召大家多多燃放。我因自幼家境贫寒，年节无力购买鞭炮，很不习惯，常常站在一旁观望。溥仪看见后鼓励我去放！我第一次拿了个“钻天猴”，一点燃就松了手，“嘶”的一声，“钻天猴”成了“地出溜”，一下子蹿到溥仪脚下，惊得溥仪“唉哟”一声！直跳起来，大笑不止。我见惊了驾！虽然“皇上”没有怪罪，但也不敢再放了。溥仪又鼓励我再放，再放！我第二次又拿了个“钻天猴”，站在楼窗下，点燃后又一松手，“嘶——”的一声，一下子又蹿到寝宫的窗台上，惹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溥仪笑着对我说：“你放花吧！”我拿了一个“七连发”，俗称“七打金弹”，溥仪又叫我多拿，于是我拿了一大把，用火绳点燃，红、黄、兰、绿、青、橙、紫，一个个弹丸飞向夜空，好看极了。一直玩到午夜12点钟以后，溥仪回楼，才算结束。
伪满期间，溥仪春节时都要在此叩拜祖先。
溥仪“宣统御笔”“福”字。 本组图片由王庆祥提供
在伪满“三大节日”，特别是春节，溥仪都能收到一大批“贡品”。自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以来，清末遗老、旧臣、满洲新贵，都对溥仪寄予莫大希望，当时就有关于“前清、后清”的谣传。这些旧臣、遗老、新贵为了“封官进爵”，争相进贡，就连一些日本人为了表示对“皇帝陛下”的“尊崇”和“亲善”，也纷纷前来送礼。每年正月初一，“贡品”纷至沓来，有人参、熊掌、东北虎、鳇鱼、糜鹿、野猪、山雉、黄羊、汤羊、水果、糕点……应有尽有。“贡品中除伪第四军管区进的一只东北虎、一棵0.79斤的老山参和蒙古王公阳仓扎布所进蒙古糕点留下自用，其余物品则按等级、身份，选优分配给溥杰等皇族、润麒等国戚、增韫与宝熙等遗老旧臣。一般‘贡品’如鳇鱼、野猪、黄羊、汤羊、熊掌和大米等数量大，除分赏一部分给内廷人员，绝大部分都赏给了护军。”1935年王庆元入伍第三天就吃过一次“炖熊掌”。1938年以后，不论旧臣、遗老还是满洲新贵，都看清了溥仪的“前途”，梦幻随之破灭，也就不再竞相进贡了，内廷人员及护军等历年都能获得的“贡品”也就没有了。
1989年，本文作者采访王庆元先生（左）后合影。
溥仪在伪满皇宫期间，还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牌位，这些牌位都拥挤地摆在怀远楼上一间“佛堂”中，每逢朔、望日都在前一天上供、后一天撤供。每逢春节，溥仪对祖先的供奉更是毫不含糊。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每天必供，量大级高。供分五品：每桌馒头、荤菜、素菜各五盘，由膳房供应；干鲜果品各五盘，由茶房供应。主祭人是近侍处宫员，太监张致和陪祭。在清朝历代皇帝诞辰或忌辰时，也要派宫内府大臣或近侍处长主祭，供品也比较丰富，但还是不能与春节期间祭祀的供品相比。
关于溥仪的春节生活，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915年，此时的溥仪虽然已经退位，但是享受一系列优待条件，仍然住在“紫禁城”中，过着“逊清小皇帝”的生活。这一年除夕日（2月13日），年仅9岁的溥仪照例早起，而掌管“皇帝”纸、笔、砚的太监早就到养心殿做好文房四宝准备，等待溥仪梳洗之后来此写春联、“福”字、“寿”字或匾额、条幅等。当天正午，溥仪依例书写“封笔大吉”四个字，表示本年度纸笔生涯的结束。
第二天，即大年初一正午，溥仪按清宫祖制在养心殿书写“开笔大吉”四个字，表示一年动笔之始。继而书写大匾、写大“福”字、“寿”字，然后温习《左传》《礼记》《唐诗》《四书》《孝经》《书经》等，新一年的“帝王教育”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查阅溥仪当年的日记，从正月初一到初六，留下的都是“写仿、写匾，温书”，还有读《左传》《礼记》的记录。
1916年2月2日是农历除夕。如前所述，宫内的“开笔”“封笔”仪式一般在养心殿进行，时间则规定在正午时刻。这次破例了，据刚满10岁的“逊清小皇帝”溥仪日记记载：“在长春宫，辰时，封笔大吉。”按常例，每逢毓庆宫停课，溥仪一般只在养心殿和长春宫温书练字。这次破例说明，长春宫女主敬懿皇贵妃在溥仪心目中的地位较其他几位皇贵妃略高。第二天又恢复常态：“正月初一日，在养心殿，午时，开笔大吉。”
1917年1月22日，又到除夕日。11岁的“逊清小皇帝”溥仪日记载：“封笔大吉，拜五宫全佛，拜四贵妃。”仪式增加了叩拜内容。正月初一日记载更细：“开笔大吉，拜五宫全佛，遂如坤宁宫，诣西案、北案、君前拈香行礼，遣永祥如东陵阁佛前，拈香礼毕。朕遂如承乾宫，又遣永祥如孝全成皇后御容前，拈香行礼，毕。又至西暖阁，朕诣。孝定景皇后，拈香毕。毓庆宫、建福宫、斗坛、养心殿、千秋亭、万春亭、妙莲花池、凝晖堂、广生楼，皆遣人恭代行礼，乾清宫立写宝殿钦，翊坤宫朕行礼，遂如太极殿，诣敬懿皇贵妃、庄和皇贵妃、荣惠皇贵妃、端康皇贵妃行礼毕，御乾清宫受诸王大臣贺毕，乃如养心殿。”
七载春节“复辟梦”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逐出宫，此后，他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过了一个春节，又在天津“行在”过了六个春节。此时他已成年，满心都是“复辟”。每到春节，除去叩拜列祖列宗，就是接受来自全国清朝遗老的叩拜，特别是要召见英、日等国驻津领事官、军队司令官，暗自进行“复辟”的积极准备。试举几例：
丙寅年正月初一（1926年2月13日）
溥仪召见人员中有张作霖的几个儿子：张学骥、张学师、张学毅；有当年清朝重臣载振；有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有田总领事和有田夫人、宇佐美领事、罔本副领事和罔本夫人、白井副领事和白井夫人、荻尾署长和荻尾夫人、江藤荣吉等。
丁卯年正月初一（1927年2月2日）
溥仪召见人员中有张作霖的儿子张学骥、张学师、张学毅，张学良也在这几年与溥仪渐有沟通；有当年清朝重臣载振、溥锐、张彪；有英国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贾姆森、副领事周尔若，英国司令官希资、参谋长白克哈，法国司令官思恩琪若，瑞典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郎德华以及美国律师东伯利等。
戊辰年正月初一（1928年1月23日）
溥仪召见人员中有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加藤总领事、白井副领事，新升司令官、三野参谋、河野参谋、鹫津参谋长等。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了溥仪手写的两篇短文，体现了这位末代皇帝当年的心态。第一篇写于庚午年除夕（1930年1月29日），笔者看到了在“平野洋行印刷”的蓝格稿纸上竖书的原文：
今日为庚午年初夕之日，回忆一年中的经过，真是酸、辣、苦、甜、咸各种滋味尽尝过，益觉世上毫无真正意味了。然一细想，这些并不算什么！何则？缘尘世的遭遇与水上的浮沤、隙间的白驹一样，千万年也不过一倏时便过去了。况人最老的不过百年，然百年亦万人未定有二人，生时贪利钓名，终是幻虚！莫若养心澄志，只求良心上的安慰。其他一切喜、怒、悲、欢、爱、恶、欲，全是人心的障碍，为人类的仇敌，总要慎重免坠其中，坠入再逃恐甚难了！我心中偶有感触，故乘暇一言。
第二篇则写在辛未年正月初一“元旦吉辰”（1931年2月17日）：
今天是辛未年元旦吉辰，回忆数年经过，实有无限的感慨。古人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和我们现在的境遇差不多。自辛亥以来，宗社即墟，天下丧乱，万民无悟。我们所受的激刺，一天比一天深。但是失败为成功之母，所以我们应抱定决心为祖宗报效，为国家奋斗，个人幸福早已置于度外。我们不求境遇的何如，只求良心中的安慰。虽然我们现处“无事休息”之时，然鉴于世界的大势，和万民的涂炭，自己良心想了。若是安居逸乐，不但为我列祖列宗的罪人，对不住自己良心的责备，且对于历史清议如何？是我们更要顾及的。最后，我们当群策群力，努力救国，人民的幸福孰在？我们责无旁贷。
手稿历经数十年，字迹清晰，当时年仅25岁的溥仪，把十余年的人生感慨都倾泻在“复辟”二字上了。
伪满皇宫的傀儡“威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受日本人裹挟，离津出关，颇不情愿地出任了伪满洲国傀儡“执政”，继而又当上了“康德皇帝”。那么，他在伪满皇宫里的春节又是怎样过的呢？
伪满洲国有“三大节日”：“元旦节”“建国节”和“万寿节”。“元旦节”是指农历正月初一，也就是现在的春节；“建国节”是指伪满“建国”之日3月1日；“万寿节”是指溥仪的生日，即延续清朝以来所确定的农历正月十三日。
每年“三大节日”来临之前，第一件事便是加强警卫。溥仪就任“执政”后，内廷警卫由护军担任。当时护军人数较少，只承担伪满皇宫以缉熙楼为中心，中和门、长春门以内的警卫，其他地方的警卫工作则由禁卫军承担。随着护军人数增多，护军的警卫范围也逐步扩展，勤民楼前后门、北大门都设有岗哨，内廷也增加了花园门、土山、炮台的岗哨，夜间还有游动哨。缉熙楼和勤民楼前后门岗哨一律佩带手枪，中和门岗哨持步枪，代班班长佩手枪，其余岗哨一律持大枪。每逢春节必然举行大典，缉熙楼后门、勤民楼前门、中和门都要增设双岗，不仅为保安全，更为以壮观瞻。
每年春节期间，溥仪都要受到百官朝贺并大宴群臣，而仪式上最重要的事儿则是“皇帝”的着装。出席“庆典”，溥仪必穿陆海军大元帅服正装，佩绶带，戴勋章。大臣们则分别着大礼服：武官着军礼服，文官着燕尾服，唯有郑孝胥因系清朝旧臣又年高，可以穿长袍，无人能比。
给溥仪当过多年警卫的王庆元描述了当时的朝贺场景：
上午10时30分前，掌礼处长、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和侍卫官长工藤忠各率两名侍从武官及侍卫官，恭候于缉熙楼下。10时30分整，溥仪整装下楼，恭候人员深施一礼，溥仪答礼。掌礼处长为先导，侍从武官长在左，侍卫官长在右，分随于后。此时，中和门外、勤民楼前，红毡铺地，岗哨林立，警戒森严。除中和门、勤民楼护军都增加双岗外，日本宪兵、警卫处差遣都全员出动值勤。“在京文官”荐任以上、武官少校以上和包括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在内的各国驻满“使节”，都按职位高低恭候在勤民楼上东便殿内。“皇帝”登楼于北面就位宝座，此座系用缎质纬缦围着的高背椅子，安放在三层台阶上面。一切就绪，由掌礼处长赞礼，接受三鞠躬朝贺。礼成，由掌礼处长前导，文官简任、武官上校以上，至西便殿赐宴，“皇帝”亲临；其余人员到怀远楼赐酒，溥仪并不到场。“皇帝”所用饭、菜全由内廷西膳房制作，而赐宴用的饭菜历来由日本人开设的大和旅馆承包。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支持“圣战”，朝贺时一律改穿常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连赐宴、赐酒也都取消了。
有人说，伪满年代“农历元旦不正式举行仪式，只在内廷受贺。溥仪穿龙袍、戴皇冠，坐在刻有兰花‘御纹章’的高背宝座上受贺。参加的人一律穿长袍马挂，行三跪九叩礼，工藤忠也跪拜如仪，溥仪端坐不动。”据王庆元回忆，这种说法并不真实。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曾明确告诫溥仪：“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在溥仪“重登九五”时也只准他穿陆海军大元帅服，绝不准他穿龙袍，又怎能允许他在内廷穿起龙袍，在只有工藤忠一个日本人在场的情况下接受宗室、亲贵、旧臣及“满系”官员穿着长袍马褂朝贺呢？“难道常年驻守宫廷的日本宪兵不知道吗？吉冈安直又岂能视而不见、不予干涉呢？我从1935年2月当护军起，1937年7月又调入内廷，就从未见过溥仪穿龙袍。”王庆元说。
溥仪最关注他的“护军”，想以此作为“复辟大清”的军事力量，严格要求护军在每年“三大节日”期间必须给他“叩节”。节日当天上午11时左右，护军整队完毕（日本教官和值勤人员除外），新兵排在老兵队末，由警卫处长佟济煦率领，排队从长春门进入内廷，在缉熙楼前列队，向溥仪叩贺佳节。新入伍的护军还要叩谢录用之恩。按伪满官阶，佟济煦是简任一级特任待遇。此人年过六十，体格魁梧，却步履蹒跚，毫无军人气魄。
整队后，随侍兼奏事官吴天培着燕尾式礼服从楼中走出，佟济煦趋前报告“队伍到齐”，请求代奏来意。吴天培返回楼中，少顷，溥仪着陆海空大元帅服，斜披绶带，腰挎军刀，佩带勋章从楼中走出，站在楼门前。统领部部附玉琦发过“立正”口令后全体肃立。佟济煦趋前数步仰面奏道：“奴才济煦，率领护军全体官佐士兵共318名，叩贺天禧！”然后退回队伍中央位置，随即发出口令：“脱帽！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立！”接着又喊：“跪！一叩首……”如此反复三次，才完成了三拜九叩“朝天大礼”，然后戴帽。护军们都知道，护军的费用由“内帑”开支，能当上护军就是“皇上”的“恩典”，衣、食、住、饷全是“皇上”赏的，所以都恭恭敬敬“叩节”。
当年的“康德皇帝”不过30岁左右，也有一股子年轻人的“玩劲儿”，王庆元回忆了春节伪满皇宫里放鞭炮的情景：
1937年春节来到了，在除夕前一天，勤务班全员出动到兴运门外，搬运芝麻秸到内廷来，把
“公民溥仪”春节学包饺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逃亡中的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从此开始了囚居赤塔和伯力的生活，当然就谈不上“过春节”了。5年后，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其间每逢春节，他只能与狱友们一起吃点儿饺子，看看文艺节目，总算是有了些“年味儿”。获得特赦后的前几个春节，作为新中国公民的溥仪都被周恩来总理邀请到西花厅家中过年，连他的弟妹们一块儿请来，吃年饺儿。直到1962年4月，溥仪迎娶了夫人李淑贤，这才开始过上真正的“中国家庭式春节”。李淑贤对笔者说过：“老溥就愿意跟我学包饺子，他那双手啊，笨得出奇！后来还真会包了！这件小事儿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 责任编辑: 吴晓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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