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正当时，全国人大代表陈乃科这样说

第二、应适时修改完善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将“个人同意”上升为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普遍规则，事实上，国际上并没有把“个人同意”作为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唯一合法性依据，除此之外还有包括使用人合法利益在内的其他情形。例如，在反洗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特殊情形下，即可采用法律授权。同时，将“个人同意”作为一切与个人有关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唯一条件已经不符合时代特征，尤其在通过网络和机器设备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下，许多个人对信息收集的理解不一，对于相关授权条款的理解程度不同，“拒绝”和“同意”往往都很草率，甚至有许多关联场景是无法事先同意的。因此，建议国家适时修改相关法律，将“个人同意”作为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理由之一并明确限定需要同意的范围。同时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特性，不同场景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同意规则。例如，鉴于金融领域的特殊性，金融机构关联方为业务需要可在通知数据主体，且数据主体已经获得个人同意的情形下合法移转数据再利用，可以考虑在信用风险评估、实名管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方面采取默示同意规则。使金融领域能够在确保个人隐私安全的前提下，真正实现智能风控，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现代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加快建立个人信息合法流通的“正面清单”。广泛获取客户消费信息是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的基本需求，也是所有行业利用大数据的普遍诉求。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普遍规定“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个人信息”，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或买卖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入刑。而何谓合法的个人信息流通却没有规定，导致个人信息流通利用具有很大的法律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影响着金融行业的发展。建议国家在立法或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合法流通的方式和规则，消除个人信息流通利用的法律不确定性。

第四、进一步守牢个人信息安全的制度底线

信息安全是个人信息利用的前提，确保个人信息安全是个人信息收集使用人的基本义务。我国个人信息安全的现行规范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在合法经营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与利用个人信息实施违法犯罪(如徐玉玉案)混同，刑法越位适用到一般违法行为，导致所有的违法行为均可能面临刑事处罚的风险。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未经被收集人同意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为由予以行政或刑事处罚，而必须看这种利用行为是否给个人造成实际损害或者有造成巨大危害的可能性(损害风险)。

第二，加强个人信息使用安全监管且在不同行业实施不同的监管措施。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目的是防止个人信息的滥用或泄露侵害个人权益，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基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在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在改善过去把金融行业收集和获取个人信息“个人同意”作为唯一门槛的同时，应当加强金融行业个人信息信息安全的监管，建立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监管制度。比如，推行强制性的信息安全标准，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准入，对于违反要求采取金融监管的行政处罚，守住金融信息的安全底线。

互联网金融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互联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则是互联网金融蓬勃的基础。唯有理顺关系，针对行业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才是治本之策。

( 责任编辑: 刘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