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中介”团伙涉及全国10余个省份，通过互联网诱导年轻人低价出卖器官；湖南湘潭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主要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从黑市上买回的肾最终没能救活沈之。去年底，沈之去世。
2017年6月9日，手术失败后，沈之被这辆车送往长沙。
2017年6月8日晚，身患尿毒症5年的沈之，和肾源提供者王俊，在停业一年的湖南湘潭市华侨中医院三楼碰面。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通过职业中介介绍约定，来这里进行肾移植手术。
40岁的江苏淮安人沈之和20岁的广西桂林人王俊，都希望通过这场手术之外的交易，开始新的生活——沈之期待摆脱透析生活，王俊希望还上网贷。
湘潭市卫计委向媒体提供的资料显示，手术后三天，沈之被告知肾移植手术失败。索赔没有进展后，沈之向湘潭市长热线举报，称经熟人介绍到湘潭某民营医院进行治疗(实际是非法进行人体器官移植)，该院以治病为由骗取其50余万元。该案最初由湘潭市卫计委调查。
当年8月24日，湘潭市公安局对此事立案侦查。侦查中发现该案“黑中介”犯罪团伙与北京、河南、湖北等地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保持密切联系，形成了涉及全国10余个省份的犯罪网络，且“黑中介”之间以虚假身份、单线联系，通过互联网物色经济条件较差、年龄二十岁左右的器官提供者，诱导提供者自愿低价出卖人体器官，且在无任何医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手术。
2018年5月10日，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主要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认为，该犯罪团伙中介与中介之间环环相扣、分工协作，非法肾脏交易形成如流水线作业的产业链，上述犯罪团伙在其他地方作案的可能性也极大，但很难找到证据。如果这起手术没有失败，这个团伙不会被暴露。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陈新国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目前器官短缺是全球性问题。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但是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
寻找肾源
2012年，34岁的沈之检查患有尿毒症，为维系生命，他每隔一天就得去医院做透析。沈之向湘潭卫计委供述称，原本其乐融融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病痛折磨使得他无法再做重活。虽然透析有医保报销，但大部分药还需要自费，为治病，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
沈之生于1978年2月，家住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在江苏淮安一家医院治疗期间，他认识了病友李建国，两人聊起过买肾移植。但由于沈之只是当地一单位合同工，收入不高，根本没有钱买肾做移植手术。
2017年初，沈之所在的村子被划为拆迁范围，他家分到三套房子，还拿到一笔价格不菲的拆迁补偿款。这让他又燃起了换肾的希望，“换了肾就可以摆脱透析生活了。”沈之与妻子多次找到李建国，请他帮忙联系中介。
李建国也是一名尿毒症患者，与中介薛飞有过接触。十年前，薛飞得知李建国身患尿毒症，曾找过李建国表示可以帮忙换肾。“当时我已经做过手术，所以没有合作，不过存下了电话。”李建国在检方的供述中称。
2017年5月，在沈之的请求下，李建国联系薛飞。检方资料显示，薛飞在器官移植中介中，只负责寻找买肾者，联络卖肾者另有其人。薛飞找到同行冯涛。他们在此前的一桩肾交易中认识。
冯涛本职是一名医疗器械销售员，他通过一个专门的器官移植QQ群联络其他中介，拿到卖肾人王俊的联系方式。
此时的王俊，正处于无法偿还网络贷款、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由于收入低，通过网络贷款公司借了两万多元钱。为了还钱，他辗转借了好几家网贷公司的钱，拆东墙补西墙，最终还是没还上。
王俊是广西桂林人，1997年11月生，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王俊向湘潭卫计委称，一开始，他与老乡合伙经营工地食堂，赚了些钱，但老乡退出后，生意慢慢变差，王俊也沉溺于网络游戏，几乎没有收入。其实他家境并不算差，但他很少向家人说自己的事，宁愿借钱也“不想家人知道我没有钱”。
就在这时，一位网贷公司的人告诉王俊有个赚钱的机会，给了他一个QQ。成为QQ好友之后，对方(也就是冯涛)告诉王俊需要去武汉，并给他买了车票。到武汉后，王俊被安排做了体检，得知需要卖肾后，王俊有些犹豫，但他身上的钱却不足够买一张火车票回家。权衡之下，他最终同意把自己的肾4万卖掉。
湘潭警方发现，与王俊联系的网贷公司人员，用的是没有绑定身份证信息的临时QQ号，很难找到具体是谁。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贷款公司向借款人支招，“没有钱卖肾还钱。”
检方的资料显示，中介称呼王俊这样的卖肾人为“小孩”，意思是20岁左右年轻的供体，肾源比较好。当时在武汉与王俊同住的还有五位“小孩”。
等待几天后，中介薛飞与王俊联系，为他买了去长沙的火车票，并安排在小旅馆住下，等待手术。
2017年6月8日晚，沈之在这家医院进行肾移植。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停业的医院
卖肾人到位，6月初，薛飞开始着手联系医院手术。检方资料显示，在长沙没有医院愿意做，他想到了离长沙只有一小时车程的湘潭，就开车去“碰下运气”。
薛飞“幸运”地找到位于湘潭市岳塘区的华侨中医医院，这家医院位于芙蓉大道旁，由于涉嫌非法集资已经停业一年，只有几个值班人员留守。
华侨中医医院大楼有5层，淡黄色的墙砖显得有些破旧，医院的招牌矮矮的掩映在树木中，如果不走到跟前，很难注意到。
“隐蔽性好。”薛飞向检方供述称，他通过工作人员找到医院的临时负责人周庸“院长”，他们协商借用华侨医院的手术室做一台肾脏移植手术，场地使用费三万元。薛飞当时自称姓刘，叫刘刚，是湘雅附三医院的医生。
为促成手术，冯涛临时担起联络医生的职责。检方资料显示，他把这项任务以“医生10万包干”的价格转包给李华。
李华曾经做过医药代表，也接换肾中介业务，在医疗微信群里认识冯涛。事实上，李华的中介业务也在患者这块，平时接触医生并不多，为做成这单生意，他在求职网站上自己找医生。
经过查询，李华找到外科医生黄生和麻醉师张义。黄生是哈尔滨一家骨伤科医院医生，由于不满意收入，就在网上发布求职信息。简历中，他自称是泌尿外科医生，有20年手术经验。
在张家口涿鹿县一个计生站上班的张义，因上班待遇不是很好，加上家里负担比较重，想周末能够做点兼职，同样发布了简历。他的麻醉师证是2013年考过的。
李华在网上搜到两人的信息后，分别打电话表示有一个手术“私活”，麻醉师6500元，包含自带的500元三只肌松(麻醉药)的费用，医生手术费六万。检方资料显示，黄生有过犹豫，但李华告诉他，这台手术非常简单、好做，即使出事也不会找到他，最终打消顾虑。
同时，李华之前在网上联系过的医师吴宁，也被叫来做手术助手，费用两万元。就这样，三人于2017年6月8日，赶到湘潭准备手术。
失败的手术
这是一场从开始就可能失败的手术。
弃用将近一年的手术室极其简陋，布满灰尘，无菌环境非常差。检方资料显示，医生到医院后发现很多手术器材缺失，薛飞在外面买了补齐。准备手术时，医生又发现手术室内的电刀是妇科用的，无法用来取肾，“院长”周庸临时从外面借了电刀，晚上11点多才拿回来。
沈之看到手术室比较脏，觉得不靠谱，曾提出不想做，但钱已经提前交了，有点不知道怎么拒绝。
手术正式开始前，医生黄生看了肾移植手术双方的资料和一些检查结果，认为匹配条件不好，再加上手术室条件恶劣，觉得不符合手术条件，风险很大。他把这一情况告诉李华，李华、薛飞等人商议后，依然决定继续手术。
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公诉人向新京报记者透露，犯罪嫌疑人过于贪心，虽然手术失败率比较高，但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手术能够成功。对于这一情节，在量刑上可能会酌定加重处理。
手术助手吴宁回忆，肾移植手术完成后，他发现肾脏颜色不好，告诉了黄生。黄生将情况告诉李华，李华表示还是进行缝合。
手术进行到次日凌晨七八点才结束，沈之被推出病房时，李建国注意到尿袋里没有尿，随口问了一句，有人谎称，“已经换了一袋。”但实际并没有换。黄生知道，手术已经失败了，因为条件好的话，这个手术完成之后应该就要出尿了。
但王俊和沈之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手术完成后，王俊拿到4万块钱和3000元红包。沈之支付给李建国手术费用等共计46万元，李建国给了薛飞40万，薛飞支付给李华和医生18万元。
“每个环节都有中介”
做完手术，王俊被安排在医院休息四天，院长夫人煮好荷包蛋，每天送过来给他吃。之后，王俊租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中，等伤口长好，坐火车回到广西。
手术当天，沈之被华侨中医医院的急救车送到长沙泰和医院。薛飞打点了这家医院的医生，帮忙收治在外院做移植手术的沈之。
检方资料显示，在泰和医院，沈之被给予抗感染、抗排异治疗，但一直是无尿状态，超声检査报告提示右侧髂窝移植肾血液显像欠佳，经过几次血液透析后仍然是无尿。主治医生告诉沈之，要么继续透析，要么进行肾移植。
6月14日，沈之移植的肾已经坏死，进行了肾脏摘除手术。之后，沈之家人要求薛飞等人退款，要回近20万元。但剩余的钱一直没要回来，找不到薛飞，沈之及家人多次前往湘潭找周庸要钱。无果后，沈之打市长热线举报，这起非法器官买卖交易才进入人们的视野。
湘潭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最先进行行政侦查，据媒体报道，最开始沈之并没有透露是因为买肾，只说自己遭遇了医疗诈骗。“可能把向相关部门反映作为要钱的筹码，那边说退钱的时候，沈之就不积极反映了，不给他又打电话，反反复复很多次。”
后来，卫计委才意识到这是一起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湖南湘潭警方通报称，侦查中发现该案“黑中介”犯罪团伙与北京、河南、湖北等地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保持密切联系，形成了涉及全国10余个省份的犯罪网络，且“黑中介”之间以虚假身份、单线联系，通过互联网物色经济条件较差、年龄二十岁左右的器官提供者，诱导提供者自愿低价出卖人体器官，且在无任何医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手术。
检方资料显示，上述手术后，李华有意培养自己的医生资源。2017年10月31日，他约山东的一位护士和医生助手，到郑州谈今后合作事宜，被公安机关抓获。
李华供述称，“换肾整个过程，包括找患者、找供体、找医生、找医院、找医疗器械等环节很多，每个环节都有中介，甚至中介找中介，很多时候我连患者本人、医生都从来没有见过，在哪里做的手术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拿中介费，因为不和患者直接接触，所以赚的就少。”
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认为，该犯罪团伙中介与中介之间环环相扣、分工协作，非法肾脏交易形成如流水线作业的产业链，上述犯罪团伙在其他地方作案的可能性也极大，但很难找到证据。如果这起手术没有失败，这个团伙也不会被暴露。
卖肾者身体虚弱很后悔
去年年底，遭遇此次手术失败的沈之去世。
2017年11月份，湘潭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办案人员前往江苏回访时，沈之的精神状态尚可，“开车很快。”沈之告诉办案人员，当时他想，如果手术成功，他还要包5万元红包给中介们，再去外地玩几天。
湘潭卫计委工作人员称，如今，曾经胖胖的王俊很虚弱，经常卧床休息，提水时手都抖，为照顾他的情绪，办案人员没有告诉他家人，只说他因打架需要做个笔录。当时王俊虽然还清贷款，但手机欠费交不起，口袋里只有五块钱，他很后悔，但是已无法挽回。
介绍沈之换肾的李建国，由于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如今他依然需要在医院透析治疗。李建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出于好意，帮沈之询问，拿的6万好处费，在沈之手术失败后立即归还，没想到沈之将自己告发。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陈新国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尿毒症患者只能依靠透析维持生命，每周至少三次透析，少去一次就无法达到身体电解质平衡，毒素积淀，严重时会直接威胁生命。直接进行肾移植手术可以使患者生活质量提升。“肾移植的配型比较严格，患者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都有。”
陈新国表示，目前器官短缺是全球性问题。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但是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提到，器官捐赠短缺并非器官移植最大的难点。“难点首先是经济原因，很多病人没有钱接受移植，其次是没有那么多够资质的医院和医生可以做移植手术，服务能力有限。”黄洁夫说， 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1年把器官买卖和非自愿摘取器官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共破获器官移植“黑中介”32个，捣毁14个非法器官移植窝点，立案调查18所医疗机构，抓获犯罪嫌疑人174人。
陈新国认为，除国家严厉打击器官买卖外，加大器官捐赠宣传也非常必要。黄洁夫也曾说过，“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人的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可以通过器官捐献，使一个人的生命在另外几个生命中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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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慕丹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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