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恶劣的侵害儿童犯罪案件，也是对民间收养相关监管松弛的警醒。
这两天，一则“双面红通商人史增超：与情妇‘收养’7岁幼女，持续性侵8年”的新闻，刷新了很多人的想象力。
据报道，史增超不仅曾是宁波商界响当当的人物，还是宁波市江北区政协委员。但2016年9月7日，被其收养8年的女孩王濛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称她自7岁起遭其猥亵和强奸，持续长达数年，在此期间，作为史增超情妇之一的黄春苗曾数次协助史对她实施强奸。东窗事发后，史增超出逃非洲(现被列为红通人员)。
抛开吸人眼球的“商界名流”“区政协委员”等标签和多名情妇等情节，回到案情本身，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极其恶劣的侵害儿童犯罪案件。
一个养父，竟然把脏手伸向自己的养女，真可谓禽兽不如。更为骇人的是，这样的侵害能持续8年之久。想想女孩王濛那8年的经历，简直令人不寒而栗。很难想象，这种持续侵害会对王濛身心造成怎样的创伤。
这其实是本不该发生的悲剧。虽然史黄二人收养王濛，是民间的私下行为，但在此过程中，当地相关机构本可及时介入和发现。比如，父亲去世后，王濛先是由同父异母的姐姐收养，遗憾的是，对于王濛这样一个无父无母的“困境儿童”，涉事基层政府、当地社区并没有进行应有的跟踪和关照。
再比如，王濛姐姐从孤儿院网站上咨询过领养手续，也留了自己邮箱，但涉事孤儿院却不闻不问，给一直在寻找“猎物”的史黄二人抓住了机会。史黄二人收养王濛后，户口登记程序中，当地有关部门也未严格依照法律进行审核——事实上，王濛的母亲一直在世，但整个收养的过程其母亲被排除在外，直到一年后她才知道女儿被收养的信息。
这起性侵幼女案，暴露出的相关机构对于“困境儿童”的不闻不问、对于民间收养的监管松弛等问题，无疑令人警醒。
事实上，如果严格依照法律，史黄二人收养王濛很难得逞。因为我国收养法规定，送养人应该是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和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亲生父母。依此规定，王濛的姐姐显然不具备送养人资格。
收养法还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若严格依照法律，史黄二人绕过其母亲收养王濛，显然不可能得到民政部门认可，也不可能完成户口登记。
在史黄二人收养王濛后，对于王濛在新家庭的境遇，也没有人来关心和跟踪，这就使得二人愈加肆无忌惮。这里面有个细节值得关注：王濛不堪忍受离家出走后，当地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竟然找到王濛后送回。如果当地警方稍微尽职一点，女童刚被收养一年后就离家出走的情况，完全应当引起警惕。可有关方面未对王濛离家原因进行调查，导致她重回魔爪的链条并未被切断，此后持续多年的性侵也失去了被遏制在前端的时机。
涉事区政协委员性侵七岁“养女”八年，留下的不能只是惊愕。被收养儿童权利保护，无疑是个亟需正视的问题，也只有完善收养的法律制度，构建更严密儿童保护之网，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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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慕丹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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