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轨鉴定下的诉讼僵局

因为在之后的医患纠纷中双方对于是否应该做这个手术有严重分歧，在求医的过程上，熊卓为的丈夫王建国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保守治疗后，熊老师的病情有些好转，但腰腿痛没有好彻底。李淳德告诉我们，如果不手术就会截瘫，而且手术后4天就可以下地，一周后就可以出院。还不停地让他的学生给熊老师打电话，催促我们尽快手术，我们这才决定春节前手术的。”王建国说，熊卓为本来准备过年回武汉老家看望母亲，火车票都买好了，因为手术就决定留在北京过年。“手术前，她明明是站着走进去的，病历上却写坐轮椅进去，这不是歪曲事实吗?”

2006年1月23日中午，熊卓为在丈夫的陪同下住进了医院，两人在医院食堂里吃了午饭，王建国甚至能清晰记得那天吃的是萝卜排骨汤，然后整个下午夫妻都在轻松的闲聊中度过。同样学医出身的熊卓为很清楚，这不是一个难度很大、风险很大的手术，因此他们并没有因为第二天要进手术室而紧张。作为中华医学会脊柱学组委员、北大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李淳德做过上千例的脊柱手术，李淳德告诉本刊：“我们全科查房讨论认为，这个诊断很明确，反复腰腿痛保守治疗无效，并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小便失禁，有明确的手术指征。手术方案也是许多医生都用过的经典方案，并不复杂。”

双方对手术的信心在第二天得到了印证，手术从早上8点多开始一直进行到11点左右，“非常顺利”，李淳德告诉本刊，术中出血不多，没有输血。唯一与预想不一样的是，“我打开之后发现第四节腰椎很深，实际病变比术前片子上显示的要重，我就在手术记录上把Ⅰ度改为Ⅱ度”。李淳德解释，因为熊卓为很胖，照片子和实际躺下的情况不一样，躺着照片子滑脱程度比手术时趴着的程度轻。

成功的手术让医患双方都很高兴。本来就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探病也方便，“心血管科的领导和同事来看望，我得陪着、解释，那时候就跟亲人一样，天天见、天天看”。直到术后3天，李淳德见患者一切正常，就放心回老家了，李淳德告诉本刊：“我临走之前交代，除了输液的手和做手术的腰部，其他肢体都要加强活动，一是防止血栓，一是为下地做准备，并且嘱咐各级在岗医生给予关照。”

复杂的死亡

手术后的第3天，熊卓为开始有了异常反应。“我妻子出现了腿部肿胀的感觉。”王建国告诉本刊，现在看来，这就是深静脉血栓的症状。对于王建国的这个回忆，熊卓为当时的住院医师于峥嵘并不认同，他告诉本刊，熊卓为并没有上述症状，而且王建国一审时也从未提起过，“病历上根本没有”。双方的另一个分歧是术后第6天，中午12点，于峥嵘写下医嘱吸氧6小时，他的解释是：“当时熊卓为说自己有些头晕，我认为是与下床后体位低血压有关，这是正常的反应。”而王建国的解释是，熊卓为出现的胸闷是肺栓塞症状，但是“大夫没有及时发现”。

2006年1月30日晚上22点多，正在扶着床边慢慢活动的熊卓为忽然倒在地上，面色煞白，嘴唇青紫，喊着“妈妈，我不行了，快救我”。旁边的王建国慌了，一把抱住妻子，大声喊大夫。主治医师刘宪义第一个赶来，然后马上给值班的于峥嵘打电话。于峥嵘立刻通知心外科、神经内科、麻醉科、心内科、骨科等各科室，值班人员在气管插管后持续进行心肺复苏，并且迅速把熊卓为转到ICU。同时按照医院的规程，请内科二线急会诊，之后骨科、心内科、心外科主任相继赶来参与抢救，当时院长也赶到现场。擅长急症救治的心血管病专家、大内科主任丁文惠负责现场指挥。于峥嵘回忆，当时熊老师基本已经失去了意识，刘宪义大夫一直跪在熊卓为旁边实施按压心肺复苏。开始医生们判断是心肌梗死，因为手术后有时会突发心梗晕倒。但是ICU的心电图显示不是心肌梗死，丁文惠等医生判断，可能是严重的肺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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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赵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