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媒体行业近一年后，陈孝义最近又开始关注新闻，40多名真假记者因新闻敲诈被陕西榆林警方刑拘的消息，让这位前新闻记者感到振奋，“圈子乱了十多年，该好好整治了”。
曾从业近二十年的陈孝义说，从2000年开始，榆林和延安在短短几年里，“冒”出了众多“记者”在各行各业“拉赞助”，少则两三千，多则数十万，“到2007年前后，假记者已十分猖獗，在有些人眼里，记者甚至跟‘敲诈’划上了等号。”
榆林一家煤矿加工企业负责人介绍，他曾屡次遭到假记者骚扰，他们“拉赞助”通常是带着负面信息来的，“在‘采访’过程中提出以报纸征订或广告投放的方式进行赞助，但我们给了钱之后，基本上一张报纸也见不到。”
从当地媒体从业者了解到，活跃在陕北的假记者多是在本世纪初媒体行业的盈利模式转向广告营收时，由广告业务员衍变而来。“他们手持自制的媒体工作证，哪里有负面新闻就去哪里搞‘营销’，几乎无孔不入。”
一名业内人士称，围绕着负面新闻的“广告营销”，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被营销者”即便知道对方是假记者仍愿意给钱。这种“心甘情愿”的给予与庇护，让活跃在陕北的假记者在十多年间逐渐形成了生态圈，“这种生态下的经营活动许多都涉嫌新闻敲诈”。
9月5日，榆林市公安局公布一组数据称，从8月1日起，已破获真假记者敲诈勒索案142起，刑拘43人，涉案金额887万余元。知情人士称，目前针对假记者敲诈勒索案的调查仍在继续，“数据还将更新”。
短短5年时间，麻某雄从一名打抱不平的网络“大V”变成了社会“公害”。
今年8月，他被榆林警方抓获，涉嫌罪名是敲诈勒索。一名当地人士称，很长一段时间，麻某雄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新闻工作者，他落网的消息传出后，曾在当地激起一片叫好声，“就如同他最初写的文章在公号上发出时的效果一样”。
麻某雄被指曾在榆林的新闻界非常有名，其名声在近几年甚至超过了许多真记者。
当地媒体从业者刘博曾在工作中与他结识，并对他印象深刻，“这个人性格有些怪异，朋友不多，穿着也十分朴素，肩上总是挎着一个绿色的军用书包，上面印着一个红色的五角星”。
刘博说，麻某雄早年曾在成都上大学，毕业后也曾做过电商。大约从2013年开始，麻某雄转行做起了自媒体，在微博上以“枪手”的身份帮人写稿挣钱，“网民有诉求找到他之后，帮忙写稿收费约400元，文章在公号上发布则另收2000元”。
“麻某雄最初也做过一些‘正义’的事，帮助弱势群体鸣不平。随着他在微博中发布的‘负面信息’越来越多，影响力也逐渐扩大，不少被他曝光的企事业单位时常会花钱找他删帖。”刘博说，尝到甜头之后，麻某雄开始披着“记者”的外衣，凭借负面信息两头收钱，“被敲诈的以煤矿企业为主，具体敲了多少笔，挣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他已在老家建了幢别墅。”
在麻某雄的老家神木市麻家塔乡，一栋白墙蓝顶的别墅显得十分扎眼。村民称，这栋别墅便是麻某雄所建，但楼房刚要建成，他就被抓了，“他这些年不在村上待着，都知道他在外面挣了不少钱，但并不清楚具体干的啥，从8月开始，村上传出他违法乱纪的消息。”
神木市一家矿业公司负责人称，麻某雄在当地很多煤矿都曾露过面，只要哪家矿上出了事，他一定会出现，“在被抓前一个月，他曾两次到我们矿上来，因为我没给钱，他便在自己的公号上推送了两篇关于我们的‘负面报道’。”
澎湃新闻注意到，麻某雄的微信朋友圈最后发布的两条信息均指向同一家公司，所涉内容分别是“安全事故”及环境污染。
前述矿业公司负责人称，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是麻某雄针对煤矿的惯用伎俩，“一旦罪名查实，主管部门开出的罚单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甚至还要承担刑责。在此基础上，许多被他盯上的煤矿都会选择破财消灾。”
据榆林市公安局此前通报，麻某雄涉嫌敲诈勒索的案件共有23起，涉案金额80万余元。知情人士称，麻某雄敲诈勒索从不自己收钱，都是委托中间人进行的，“但他只是个例，这些年活跃在神木的假记者队伍十分庞大，之前随便一家酒店里都能找到三五名假记者，麻某雄被抓后，这些人全跑了。”
以创收为名
陕北假记者泛滥的情况其实早已不是秘密。
早在2012年，中国青年报就曾刊发过一篇有关陕北假记者的调查报道，其中提到陕北新闻界另一名人白延林。报道称，白延林自称与央视某著名主持人相熟，并宣扬其所驾驶的奔驰车是某卸任国家领导人用过的，他的车牌号和手机号后5位数均为88888。在白延林从业经历中，他的身份从《各界导报》和《各界》杂志记者部主任最终变为《中外新闻杂志社》首席记者。但在业内，他却被称为“彻头彻尾的假记者”。
9月20日，榆林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白延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这则消息中点明了白延林的另一重身份——清涧县高杰村镇政府干部。
早在白延林之前，从今年8月开始，榆林市已展开了一场针对新闻敲诈的整治行动，榆林市公安局在9月5日曾通报称，已有43名真假记者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抓，涉案金额887万余元。《榆林日报》随后刊文称，“盘踞”在榆林十多年的“假记者”群体，正在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
陕北的假记者群体，究竟因何而产生，又如何在当地“盘踞”十多年之久？曾在当地媒体从业近二十年的陈孝义称，这与部分媒体把关不严存在很大关系，“很少有人以个人名义冒充记者，几乎每一个假记者背后都有一家媒体。这些假记者大多曾是媒体的广告业务员。”
陈孝义回忆称，上世纪末，陕北大部分报社的生存模式，还处于“以厂养报”的状态，通过印厂和报纸的发行来盈利，“那时候记者数量很少，从未听说哪里发生过新闻敲诈。”
陈孝义说，2001年前后，受市场影响，许多报社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为了生存，部分印厂甚至增加了生产纸箱的业务，“但大家最终发现，增加收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广告。随之，许多报社临时成立了广告部。那段时期，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围绕着创收来进行的。”
“同事们开始攀比业务量，在大家心目中‘能拉来广告才是好记者’的思想也逐渐产生了。”陈孝义说，到2003年前后，有报社为增加广告业务量，开始将整部门或整栏目对外承包，他认为陕北的媒体圈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假记者，“祸根就在这里”。
陈孝义说，一个部门或栏目的承包费一年需要数十万元，承包者因经营需要，招聘了大量广告业务员，“这些人手持报社自制的工作证，外出跑业务时也自称是某某报社的，别人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记者。长此以往，记者和广告业务员便变得真假难辨。”
神木市遍布着许多煤矿及电厂等企业，不少假记者就盘踞在这里。
“赞助费”与“护身符”
延安市媒体从业者黄安也同意陈孝义的说法。他告诉澎湃新闻，部门承包的情况曾向陕北市场“输送”了一批披着“记者”外衣的广告业务员，这虽是陕北媒体行业出现混乱的源头，但那时仍有报社及承包者规制，不至大乱。到2004年左右，陕北的媒体市场又有了新的变化，“这里有油田、煤矿，在很多人看来‘市场潜力巨大’，不少市级媒体想抢夺市场，又无权设站，便想出了‘以人代站’的办法，委派一两个人长期驻扎在陕北从事经营业务。”
黄安说，“以人代站”的出现，让很多广告业务员能够明目张胆地以“记者”自居，“因报社不在本地，管束不严，他们只要每年按时完成经营任务，就能一直以某报社‘记者’的名义在陕北待下去。真正的新闻敲诈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
在黄安的记忆中，随着“以人代站”模式的出现，陕北近十几年来涌现出众多假记者，“尽管有些媒体会指派报社内部的记者前往陕北‘驻站’，但也有一些媒体，更愿意另行聘请陕北当地人来从事经营活动。到2007年前后，这个门槛已经相当低了，只要有人介绍，在当地有人脉资源，便能顺利与报社签署协议，成为‘记者’。”
“他们没有工资，生存全靠广告提成，那时候在延安‘以人代站’每人每年的任务是20万元左右，榆林略高一些，大概30万元。如果完不成任务，报社就会换人。但我在陕北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有谁完不成任务被换掉的。”黄安说，尽管这些媒体大部分是小报小刊，有的报社名字甚至从未听过，但对于被假记者们盯上的企业，足以起到震慑的作用。
黄安口中“被盯上的企业”是指一些违法违规经营，或者出现安全事故的企业，这些违规现象以证照不全和环境污染为主。
榆林市府谷县一家煤矿加工企业负责人刘茂告诉澎湃新闻，府谷县共有大小煤矿70多个，其下游的加工企业更是多如牛毛，“多年来，只要谁家出了事故，短短两三天，就会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记者’蜂拥而至，他们来了什么也不说，就拿着相机到处拍，等企业负责人主动与他们接洽，之后，他们便会提出‘给赞助’的要求。”
刘茂说，所谓的赞助通常包含报纸征订和广告投放两种形式，报纸征订的价格一般不会超过一万元，广告投放的金额则“不太好说”。企业为了息事宁人，大多都会同意他们的要求，但给了钱之后，到最后往往一张报纸也见不到，“‘赞助’只是个幌子，要钱才是真正目的”。
在府谷县新民乡聚集着大大小小十七八个煤矿，其中一家煤矿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这里几乎每一家煤矿都曾给过“记者”赞助费，“不给不行，违规情况一旦被曝光，罚款的金额要远远高于‘赞助费’，甚至要承担刑责，没人愿意冒那个险，这些钱相当于买了个护身符”。
“甘愿吃亏”怪相
在多年与假记者的接触中，许多企业也逐渐能够分辨记者的真假，但在存续陕北十多年主要针对煤矿企业的新闻敲诈中，仍有不少苦主“甘愿吃亏”。上述煤矿负责人称，“即便知道他们是假的，还是不敢惹，因为假的背后有真的。这里面有太多东西见不得光，说不清也道不明。”
神木市一家镁业公司负责人称，许多被敲诈的企业最初也会要求查看假记者的证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程序最终被省掉了，“都知道他们没有记者证，但也知道他们有渠道将负面信息曝光，有人在这种事上吃过亏，所以到后来，连他们自制的工作证也不会再看了。”
针对这一情况，黄安说，随着假记者不断滋生，陕北的媒体行业逐渐陷入混乱，“行业乱了，就没法通过正规的套路去做业务。有些真记者看着假记者挣钱眼红，碍于报社规定又无法像假记者一样在外面大张旗鼓地实施新闻敲诈，最终便出现了真假记者相互配合的情况。但不管是真记者、假记者还是被敲诈的企业，在这些事情上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事成之后，所有人都会把这事烂在肚子，这也是这一行业为祸多年却始终相安无事的原因。”
真记者参与新闻敲诈的情况，在警方公布的一组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据《中国青年报》9月10日报道，截至9月6日，陕西省公安机关为净化舆论环境展开的敲诈勒索、谣言惑众等行为专项整治中，共办理案件60多起，其中榆林市32起，西安市14起，延安市6起，西咸新区2起，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汉中市、安康市及商洛市各1起；涉案金额968.16万元，涉案人员96人；现已刑事拘留57人、批捕12人（持证记者6名）。
黄安告诉澎湃新闻，此次被抓的真假记者中也有一些是像麻某雄一样的自媒体从业者。他说，假记者群体在十多年的发展中，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广告业务员发展到真假记者“合作共赢”，近几年甚至有自媒体从业者参与进来，“不管是哪一类假记者，他们都具备公开发声的渠道，这一点恰恰是被敲诈者的软肋，他们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苦主们这种‘心甘情愿’的给予与庇护，最终成为新闻敲诈利益链条的最大支撑。”
一名知情人士称，榆林此次开展的舆论环境整治行动目前仍在持续，涉案的相关数据还将有所更新。但许多假记者被抓后，其所涉案件均存在取证难的问题，“被敲诈者心里也有鬼，就算警方找上门，作为‘受害者’很多人仍不愿承认被敲诈的事实。除了利益驱使外，这也是陕北的假记者这么多年来始终打而不绝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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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慕丹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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