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来自加拿大的一名建筑师称，中国的建筑“千城一面”现象严重。对此中国建筑师门也持有相同观点，出现这种现象的背后却是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的长期忽视。有建筑师这样形容道“城市建筑不合理的布局，就像病变的细胞，在城市‘血液’不断流动过程中，影响越来越多的‘器官’正常运转”。
阿尔伯特·比克最近老在中国的街道上“犯迷糊”。
这位加拿大建筑师觉得，中国很多城市似乎长了同一张脸：清一色装着小窗户的民房、齐刷刷镶上大玻璃的高层建筑，在臃肿的街道里彼此挤压着“生存空间”。当然，随意走进一个商场，也都“呼呼地吹着空调风”。
“耗能太严重了。”他皱着眉头道，“每个城市的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都不相同，光线、景观、气候条件应该充分考虑到建筑里，绝不能‘千城一面’。”
如果阿尔伯特·比克的步子迈得更大些，他或许还会发现，这些长着“整容脸”的城市，也前前后后被诊出了“城市病”，症状有看不见星星的夜晚、“包围”城区的垃圾山、“深陷车海”的上班路……就像一个患病的成年人，“浑身上下的器官都在发出警报”。
类似的现象，都在近日举办的首届绿色城市化论坛上一一罗列。亚洲设计论坛理事、马来西亚建筑师杨经文指出：“人类居住的城市却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果不加以重视，未来的环境将会更加恶劣。”
在这届论坛上，包括阿尔伯特·比克在内的建筑师为城市病把了脉：城市病的来源是高能耗，绿色设计是治病良方之一。
千篇一律的“城市病”背后，是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的长期忽视。
最近几次来内地出差，香港建筑师廖维武颇感无奈。
从下榻的酒店坐车去机场，几乎次次碰上堵车洪流。有一次，抬表一看过去好几十分钟，“车才挪了几米”。这位香港建筑师认为，在内地不少大城市，“开车出行已经成为最不稳定的交通方式”。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石晓东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拥堵的背后和建筑布局“息息相关”。
石晓东举了个例子，一个大城市最初在规划某一区域时，盖了不少住宅，缺乏其他类型的建筑物。结果在头几年，这一区域的“居民开车出行必堵”。尤其是早晚高峰，基本“水泄不通”。直到近年来，写字楼、商场等在该区域逐步发展，建筑布局改变，拥堵情况才趋于好转。
参会的不少建筑师认为，不合理的建筑布局，就像已经病变的细胞，在城市“血液”不断流动的过程中，影响越来越多的“器官”正常运转。
比如，过多的住宅带来了大量垃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曾向媒体介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三环外的垃圾堆五六百个，但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六环外数以千计的垃圾堆甚至组成了“七环”。还养活了大量收垃圾的人。
还有建筑师声称，十三朝古都西安也未能“幸免”。城区的垃圾场，一到夏季就滋生大量蚊蝇、臭气熏天，周围的居民快“打爆了环保部门的投诉电话”。垃圾场就像古城皮肤上一处越来越明显的“伤口”，“冒血”的同时也不断向古城发出警告。
“中国最近这些年发展太快了，建筑设计被发展的速度远远甩在了后面。”在廖维武看来，为了抢速度，中国不少建筑“缺少必要的思考和规划”。
在连创新高的地价面前，房子和高楼大厦似乎照着一个模板使劲儿，“民房全是小窗户，大厦全是大玻璃，商场永远开着空调保持恒温”。而建筑材料，几乎也保持了原样，和环保材料无缘。
这本该是节能的“重点区域”。“我们设计建筑，让它自然通风，保证日光倾斜，完全可以让空调少开几个月。” 阿尔伯特·比克说。论坛的承办者刘晓东也认为，如果在建筑修建过程中，使用新型材料，基本能实现“无污染无排放”。
不合理的建筑规划，让乘车出行成为主流。非环保材料的使用和建筑本身高能耗的运行，让城市的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石晓东曾统计，交通组合方式、城市建设方式以及城市发展规模三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据北京碳排放总量的60%。
“千篇一律的‘城市病’背后，是高耗能且缺少规划的建筑，更是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的长期忽视的表现。”廖维武说。
打造绿色城市并非难事，只需模仿自然本身的环境，让建筑长出“生态系统”
要想重获健康，打造低耗能、冬暖夏凉的绿色城市，杨经文开出的“药方”直截了当——让建筑和自然融为一体，模仿自然本身的环境，长出“生态系统”。
他认为，绿植、风都应该是建筑的“伙伴”而非仅仅是“装饰物”。他设计的海口大厦2号楼及3号楼，就和风交上了朋友。两栋建筑平面顺风设置呈卵形，在风的作用下，使室内产生正压区，在服务核处形成负压区，两区之间设置压力释放区，这样使室内保持自然通风。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风，这位马来西亚建筑师还在海口大厦中设计了“鳍”。
“鳍”可以人工开启。当有轻风时，可把“鳍”打开，风顺其吹入室内，形成对流;当有强风作用时，可把“鳍”关闭，让风围绕建筑表面吹过;当建筑受到偏风时，可关闭一侧，打开另一侧。自然通风帮助建筑的身体与周围空气进行热交换，实现结构冷却。
“建筑有了生命，不再是冷冰冰的庞然大物，它可以对自身进行调节，就像一个健康的人。”杨经文总结说。
他认为，21世纪的城市设计应是立体而非水平的，空中可发挥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就像在高层建筑中留出较大的露台空间，借此设计空中庭园。“它是建筑内外空间的转换层，也可提供非工作时的交往，如午餐和休息。庭园后面全是玻璃，阳光可直接进入办公空间。空中庭园也能起到自然通风的作用。”
杨经文在设计时，注重把植物等生命元素引入高层建筑，或在地面层设计景观，绿色植物就能吸收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为使用者提供新鲜的空气。
这样的建筑被杨经文称为“栖息地”。“建筑更像是一个立体的花园系统，人走过，是365度无死角的绿色，三维立体呈现。在建筑表层要种植一些植物，使植物融合，变成建筑的一部分。”
一栋一栋“健康”的建筑组合起来，往往就是一个健康的社区乃至城市。
如果“生病”的建筑扎堆，最好的办法是“开刀做手术”。新加坡园林与康乐学会会长梅悦湄提出结构模板的概念。即综合考虑建筑设计，将其置放于更大的空间进行布局。比如在公园，让水和园区建筑相连接，提供跑步、聊天、骑车、划船等多项活动的空间，帮助人与自然接触。
她设计“花园式医院”时，将大量绿色植物移植到医院中，楼顶的花园利用充足的日光吸收太阳能，病房四周被大树环绕包围，上面栖息了上百种鸟类。医院观察到，“病人看到这些生命，会更开心，有助于他们恢复健康”。
这种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也是马来西亚建筑师大卫·邓所提倡的。在他主导设计的一个吉隆坡公共区域，住宅附近种植雨林植被，公园、步道和公路成为片区链接各块的纽带，每一个区域之间步行只需要8~10分钟，“大大降低人们出行时选择开车的几率”。
“中国的城市完全可以尝试这样的方法。”阿尔伯特·比克表示，中国的城市虽然有高密度的特征，但相应地，如果在区域内实现自然环境的融合，让出行、运动、购物、上学都能便捷进行，其实更是一种优势。
政府、建筑师、开发商、老百姓，绿色城市化的进程中，谁也不能缺位。
城市化的进程中，廖维武最担心的莫过于“丢掉了城市自己的痕迹”。
他说香港就是一个“负面教材”：“七八十年代不停地拆拆拆、建建建，城市确实越来越发达先进，老城区几乎没留下一点儿痕迹，让人忘记了香港的历史。”
他发现，最近几年，内地不少开发商快速拿地，千篇一律的小区和高楼越建越多。“现在继续改造北京城，有谁倾听了老北京的声音吗?”这位最爱“老北京房子”的建筑师忧心忡忡。
在论坛上，他反复说，“政府、建筑师、开发商、老百姓谁也不能缺位。否则，我们的建筑市场永远不能从‘棕色市场’变为‘绿色市场’。支配市场的将依然是金钱、名誉和利益。”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应该更明确，面对绿色城市化应“拿出必要的决心”。
“政府需要更多关注城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不能盲目推进城市化。”廖维武说，能耗问题归根结底落在了碳排放量上，政府在此不能躲闪，“一定要有明确清晰不会伤及环境的标准”。
阿尔伯特·比克在加拿大建筑界早已颇有名声，可他面对自己设计的建筑时，常常“拿不了主意”。在加拿大设计一栋建筑，需要政府、建筑师、开发商和民众，包括监管和操作员等共同参与商讨。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大到建筑理念小到每一项材料的选择，这样的会议“从开始设计到完工会一直开下去”。
“民众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这是不对的。” 阿尔伯特·比克说，绿色设计就是要让人和自然在建筑中和谐相处，所以理念的普及相当重要。
他还认为，法律在其中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预防疾病的根本就是要有健康的习惯。”他说，政府如果能以严肃的法律来确定绿色建筑设计的方方面面，那么开发商对待这个问题，也会更加认真。
这位建筑师扳起指头，盘点着全球绿色城市的“政府经验”。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关键词是“强势”。市政府颁布政策，自2009年底开始，所有1991年前生产的汽车都将被禁止进入市中心区域，以减少城市的空气污染。 同时，每年拨出4000万美元的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环保改造。
斯德哥尔摩市政府专门制定了“斯德哥尔摩公园计划”，以发展当地的公园和公共绿地。几十年下来，这座北欧城市已拥有1000个公园、7个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共有200多个自然保护区)、24块公共海滩、2700多家清洁技术公司，90%以上的居民的住宅离城市公共绿地的距离在300米之内。
该市政府甚至明文规定，“2050年城市不再使用石油和煤做燃料”。
注意，这里没有“力争”二字。
佰佰提醒：不可否认，国内城市在追赶现代城市化的同时，更多地忽略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提起一些一线、二线城市时，人们会想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成堆等等。因此城市绿色设计和发展的理念普及相当重要。政府不再躲闪、市民积极参与其中，需要更多关注城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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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吴梦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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