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乞讨

有利可图，是地铁乞讨存在的根本原因，而正是人们的滥用同情心，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乞讨现象，如果大家能够主动拒绝施舍，使乞讨人员无利可得空手而归，让他们意识到在地铁行乞无利可图，地铁乞讨现象自然也会渐渐消失。

有效治理地铁乞讨的措施与建议：

1.提供工作岗位

为四肢健全，头脑正常的乞丐提供简单的工作，另外对某些认为乞讨能赚钱的乞丐进行教育。

2.应以积极劝阻为主

对于乞讨现象，要做具体分析，有的人确实是暂时遇到困难，对于这样的乞讨者不妨宽容一些。其实即便在发达的国家，也允许乞讨者存在，当然对于在地铁(包括站台、通道)内的乞讨应予制止，但方法可灵活些。

那些职业乞讨者在一个地区无非就是那几张“面孔”，时间一长，谁都知道。对于这样的群体可以采取一下其他策略，比如在站内巡逻，发现这些职业乞讨者后，立即叫停，对于已买票的乞讨者可以办理退票，必要时拿出证据，指出他以往的做法，让他们心服口服。

单纯的地铁乞讨不违法，如果乞讨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干扰他人正常的工作生活是会受到治安处罚的。

我国法律没有明令禁止乞讨，但并不意味对乞讨没有约束，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关规定，在一些公共场合设立了“禁讨区”，并对于一些乞讨者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依法予以治安处罚。

乞讨不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规定乞讨权。对于乞讨的限制，并不需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通过制定法律才能加以规范。乞讨是一种自由，一般情况下，不能禁止乞讨，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在拥挤的地铁中，为了保障公众的利益与安全，禁乞是正当性的，并不违反宪法的规定。

自然法的理论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自由是天赋的人权。人们组成国家的过程中，由宪法赋予了国家相应的权力，也即国家权力由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除此之外的，是公民保留的自由，一些重要的自由，宪法特意作了列举，此为公民的基本的权利。因此，自由就表现为两种形态：其一为法律放任的自由，即我们所说的“法不禁止即自由”。它所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状态，不构成公民的权利，如我们在路上行走的自由、唱唱歌，吃饭、穿什么衣服都是自然状态的自由;其二为法律明文规定予以保障的自由，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集会自由等等，它偏重的是法律状态，是公民权利的组成内容。就乞讨行为而言，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曾就乞讨作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规定，因此属于自然自由中的人身自由范畴，从而区别于法律明确规定的人身自由权(法律权利)。

地铁有公布的举报电话，乘客发现乞讨者后拨打举报电话，向接线员提供您所乘坐的线路及车厢号(在车厢两端所贴的6位数字编码)，让地铁保安或其他工作人员将其带走处理。

地铁乞讨影响公共秩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治理地铁乞讨的管理措施

1.加强规章的有效性

地铁乞讨禁而不止，确已成为城市轨交管理的“一难”。探其原委，我以为与相关规定滞后，监管不严有一定关系。首先对那些以在地铁乞讨谋利且屡教不改的人，要能够有比现在仅有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100元以下罚款”更有力度的处罚，不这样，不足以阻吓那些以在地铁乞讨为营生的“老赖”，且难以消除他们恶劣的示范作用。

对于地铁乞讨者，执法者主要通过劝阻、教育、警告、罚款等手段进行执法。

执法程序

执法时如罚款金额超过50元，执行一般程序：执法人员在经过取证、告知、笔录后，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由当事人自行通过银行转账缴纳罚款。如被处罚者不服，可以进行行政复议，即被处罚者向上海市交通委申请行政复议或进行行政诉讼：即被处罚者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我国的流浪乞讨现象已有相当漫长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日益松动，特别是沿海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与之相伴的是流浪乞讨人员大量涌入城市，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1982年国务院制定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流浪乞讨人员视为影响社会治安的“盲流”，并给予强制收容遣送。实践中出现了“孙志刚案件”等一系列事件，引发社会各方面的争议。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同时废止了实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充分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文关怀，也显现出我国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