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叫大脸啊：就算我哪天坐了爱心座，然后没注意到有老人上来了，如果老人先是辱骂我让我让座，对不起，不让，打死我也不让。到了这种地步就不是素质问题了，而是尊严问题。

提倡爱心的同时也要尊重“不让座”的权利

任何机制的改变或者说完善，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与道德相关的问题。而中国公交车里及网上屡屡上演的“爱心专座”大讨论，已经说明，是我们的道德教育出现了根本上的问题。

翻看一直以来媒体的报道，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关于公交车“爱心专座”的问题，如“一名老汉硬将坐在爱心座位的女孩拽起推开，还指责女孩占座不道德”，进而引发媒体对老汉的围攻。

也有媒体调查称“爱心专座上坐的都是年轻人”，且对那些不知名的年轻人进行口诛笔伐，甚至称：“公交车上既然设了‘爱心专座’，就当用制度性的硬约束力，保证其‘专座专用’，这样有利于张扬‘敬老爱幼’的风气。”

不难看出，目前舆论氛围，对于围绕“爱心专座”出现的问题，孰对孰错，衡量的标准有二：一、以年轻人为代表的强者，理应甚至可以说必须给以老年人为代表的弱者让座，这是爱心，也是道德;二、老人的言语、行为不能过激，其行为必须适当，最好能道谢。

但从实际上看，这两个衡量标准是矛盾的。如果倡导必须爱心、必须道德，那收到这份爱心的老人就会认为，其得到“爱心专座”理所应当，而当其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得到座位时，个别老人必然会出现过激行为。

我们的问题在于，将让不让座等本来是道德层面的爱心行为，上升到一种类似于法律的角度去评判。如“不让座”、“不献爱心”、“不捐款”等行为，在某种情绪下，很容易会被舆论“宣判”为“坏”的和“错”，进而群情激奋、口诛笔伐。

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个强制道德、强制爱心社会的形成。但道德与爱心不是法律，不应当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人们有“不让座”、“不献爱心”、“不捐款”的权利。强制道德、强制爱心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剥夺或者削弱了人的这种权利，进而造成今日种种之弊。

也就是说，我们对道德与爱心的倡导，一度“过”了，并造成了“过犹不及”的结果，而昆明公交车上这名老人对孕妇的指责与打骂就是其结果之一。

如果我们在倡导道德与爱心的同时，强调并尊重那些不愿意付出“爱心”人的权利，那么道德与爱心远远比如今这种状况来得更珍贵、更高尚、更真诚些。那些得到“爱心专座”的老人，就不会觉得理所应当，同时会道谢、会感恩。

试想一个极端状况，如果在一辆公交车里只有一个空座，其他位置上坐满了体质、年龄、性别都相同的老人。这时，又上来两名与车上这些老人体质、年龄、性别相同的老人，他们同时走到空座前面，同时要求坐在这个座位上，进而发生了争执并拳脚相加。那么，以道德评判者自居的个别媒体与网友是否能判断他们行为的对错，判断他们谁是道德的，谁又不是道德的?想必又是那一句无力的、看热闹似的吐槽——“坏人变老了”吧。

类似难以判断的情况有很多很多，无论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在其他场所。发生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太在乎“让”的道德，而没有把“不让”的权利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

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我们坐公交车，希望有人能给我们让座，并会心怀感激。但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不让座的人，我们虽然不同意他的做法，但会尊重并捍卫他们不让座的权利。

享受尊老同时也应自律自省

中国史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历史。儒家在《礼记·礼运》中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即大同社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意是人人将别人家的老人当成自己家的老人爱戴，别人家的小孩当做自己的小孩照顾，希望人人“尊老爱幼”。从古自今尊老爱幼都是一直提倡的传统美德。

“尊老”是提倡的美德，但不是义务，不能道德绑架。“尊老”更不是老人拿来倚老卖老的特权。近两年经常曝出老人公交车打骂不让座的年轻人的新闻，打骂伺机，还有老人碰瓷，老人讹人诬赖好人的新闻也不少。看到这些新闻让我想起了东郭先生和狼，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在我的记忆中，我遇到大部分老人都慈祥的，他们经历风雨一辈子，看淡了世上的一切，在他们脸上留下的不仅是岁月痕迹，更是祥和的笑容。他们心是宽容的，也是平静的，这才是我们尊敬爱护的老年人。而不是那些倚老卖老，讹人欺人的人，引用网上对此现象总结的一句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恶行重重，就是因为他们把别人对他们的尊重当做特权使用，认为他是老人别人就必须以他们为重。传统美德的提倡不应该只是数的体现，更应该是值的提倡。人与人之间交往应该是平等，对于那些善良、文明的老年人我们应予以尊重爱护，而对于那些“倚老卖老”的老人也不应过分迁就和纵容，不能助长了他们的“歪风邪气”。

( 作者: 杨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