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大学，学校多鼓励教授创新、发明，但对教师在公司兼职和开办公司有明确规定：教师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创办的公司担任顾问两年，但之后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回校当教师，要么去企业；导师也要对所带研究生进行求学经费资助。但导师不能超越职权范围布置学生做与攻读学位无关的事，导师如果布置不相关的任务，将不属于导师职权范围，学生是否愿意做，要听学生意见，导师要按劳动法规定给学生合法的报酬。

但我国却很少有高校对此加以明晰。说到底，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还是资源导向，导师能拿到多少课题、项目、经费是重要的考核指标，除此之外，学校对教师的其他表现则睁只眼闭只眼，包括是否在校外兼职办公司，是否“更像一个商人，不太关注学生的利益”。

在此情况下，要理清导师布置给学生的任务哪些是导师职权范围内的，哪些是越权的，也很困难。而我国当下没有规范的教师伦理委员会，学生很难针对导师超出职权的行为提起申诉，再由教师伦理委员会对其履行导师职权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对违背导师伦理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也导致学生在导师面前的弱势地位被加固。在有的高校，还出现学生因忍受不了导师“盘剥”提出更换导师，其诉求却被忽略，涉事学生还被认为处理不好跟导师关系、学业学位受影响的情况。

维护学生去权利 需建立教师职权监督机制

对老师的纵容，也意味着对学生权利的忽视。也许，有人潜意识认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或者正像旧社会学徒，谁不受点苦啊。但正是这种糊涂的宽容与迁就，一点点腐蚀了民众对于自身权利的信心，混淆了是与非的边界。

至于如何在制度上保证前述两个问题都能得到肯定的答案，则只能寄希望于学校对科研课题及实验程序的严格把关。达不到相应学术水平的课题，虽然能给导师和学校带来经济收益，对于参与其中的学生而言却是误人子弟，因此应予坚决否定。同时，学校应该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导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指派其从事与学业研究无关的事务性劳动，学校应该及时介入、纠正，这既是对学生前途负责，也是对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负责。

而扭曲的导师学生关系，显然影响了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而今，一起“研究生死于导师工厂”的悲剧，也是种敦促：必须尽早调整由学校行政部门制订教师考核标准、实施教师考核的方式，对教师进行同行评价，从关注教师获得多少资源到关注其真实教育贡献；同时，还要建立对教师职权的监督机制，在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成立独立的教师伦理委员会，让导师的行为得到更严密监督体系的约束，也让师生关系趋于正常。

( 作者: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