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要装，穿着制服的警察出示了证件，你就能看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里面存在的误区，正是规范化执法的意义：警方主动出示证件，体现的是程序价值，而非实体价值，是表现一种双方均存在制衡对方的权力。

为什么公安部三番五次地强调一定要规范化执法？因为公安部也想保护自己的警察。规范化执法对警队最大的好处是，只要你按照规范来，就可以免责。在某些事件中，本身不存在任何利益问题，规范化执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外，长期不规范执法，会使得一些警察动作变形严重，其行为甚至超过“不规范”之范畴，有涉嫌违法犯罪之风险。

可以发现，最近这几年，每当警民对立事件发生后，警队内部怨言载道，直言警察不好做。这些不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抱怨警员不足，工作压力太大；第二，感慨中国警察没有执法权威。

上述第二点，很难得到警队之外群体的认同，甚至可以说背后有极大的认知撕裂。警察如果缺少执法权威，首先是因为执法公信力的丧失。像不佩戴执法记录仪、随意搜查盘问、暴力逼供、超期羁押等不规范执法行为，都在一次次重创公信力。而规范化执法，是执法公信力重建之根本。

国内警察常常羡慕美国警察的威权，尤其是“敢于开枪”。且不说这根本不是事实，即便是事实，也建立在美国民间有几亿把枪支，两国警察执法时面对的威胁不可同日而语的基础上。况且，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有非常细致的执法规范和标准规程。举一个例子，美国警察拦截检查车辆时，应将拦截地点和被拦截车辆的车型、颜色和牌照号码告知指挥中心（登记备案制度），如果拦截发生在夜晚，警察必须使用交通警示灯和探照灯，并且探照灯应当对准嫌疑车辆的后视镜。

社会在变，警察的管理职能也应跟着变

社会在变，警察自己的业务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世纪，美国大城市迅速发展，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移民使得城市人口空前膨胀，工业化又加大了贫富差距，因此才诞生了美国的现代警察制度。在彼时，警察的职能，最主要的就是维护治安，增加公众安全感。

但是，在1976年至1978年间，美国警察服务研究课题组（Police Service Study)在纽约州60个社区进行了调研，想看看平日里警察都在干什么。研究显示，警察的大部分时间是向公众提供服务。在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首要工作时，执法手段侧重于“有效”；在服务民众变成警察的首要工作后，执法手段自然应该转变成“亲民”。

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社会治安状况普遍不好时，在1983年至1987年间开展的严重践踏法治的“严打”，在当时都可被接受，这可就不是“执法不规范”的问题了，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公然合体，“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1980年，公安部在杭州开了一个会，定调刑侦与基层工作分开，破案工作归刑侦部门，基础工作归派出所。这就意味着，作为国家暴力的末梢，基层派出所主要是作为国家权力与社区对接的组织，其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服务社区居民。但由于“严打”来临，这一方针发生根本逆转，基层派出所也完全参与到“打击犯罪”中。

“严打”这种所谓“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让基层派出所也广泛参与到“打击犯罪”中去，模糊了定位

这一政策的贻害，正在逐渐显露出来。派出所多和社区居民接触，而社区居民绝大多数都不是违法犯罪嫌疑人，但警察的执法态度，已经很难再扭转。虽然在04年，公安部再一次提出，中国治安政策要从“国家中心”向“社区中心”转变，“民警应通过各种途径多参与社区事务”。但结果是，对于服务居民的日常性工作（如自行车、手机被偷），警队的兴趣并不大；在日常执法活动中，也更愿意彰显自己是“暴力机器”这一面。

所以，尽早规范化执法，打造“服务型警察”，对公众对警队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原本舒适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舒适。同时，在各类公职中，警察是与公众接触最密切、最能让公众感受法治进程的职业。从这个角度来看，警方的执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这是外部环境在逼着进步。

( 作者: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