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赶人”流动儿童教育路在何方？

居住证门槛实质就是教育赶人

“农民工子弟学校”本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当所有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都得到解决，它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不过，这次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招不到人，显然不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很多家长根本就没跨过上海市居住证这个门槛——没有它孩子就无法入学。

要想拿到上海市居住证，需要缴纳至少6个月的社保，同时还要有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这个门槛看上去不高，但是对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居无定所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却很难迈的过去。

然而就在两年前，这么严苛的规定并不存在。

从2008年开始，上海市逐步关闭了一些不符合办学条件的民办学校，同时对其他学校进行财政补贴，最终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购买了约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低门槛提供给流动儿童。6年黄金期过后，2014年的一纸政令，让一切便利戛然而止。一对来自江西南昌的夫妇对政策的变化感知最明显：他们的儿子在2010年顺利入读上海的公立学校，但是女儿却在2016年无学可上。

政策效果很快显现，随着流动儿童入学门槛的提高，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开始出现空转，招不到学生，直接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为什么要调整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是为了应对资源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压力，根本“不存在教育控人”。如此冠冕堂皇的说辞自然无法让人信服。

事实上，上海的这个举措是2013年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大背景下的规定动作，从“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到现在的“教育控人”，各种赶人政策层出不穷。执行这些政策的也并非上海一家，北京用药更猛。

不止上海，北京也在教育赶人，而且还要更加严厉

2011年夏天，北京一下子关停了24所打工子弟学校，涉及1.4万名学生，引发媒体热议。“怕出乱子”是教育部门下决心取缔这些学校的表面动机，因为一旦出问题，整个北京的教育系统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从根子上来看，还是控制人口的思想在作祟。一位来自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教委没有动力做这个事，主要是政府在控制外来人口。”

民办学校被关闭，公立学校也设置了诸多门槛，想入学的孩子家长必须拥有“五证”（在京务工的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开具的无监护条件证明）。虽然北京市教委一度考虑过减“五证”为“三证”，以降低外来务工子女入读公立学校的门槛。不过，根据记者的报道，由于北京市高层强烈反对，认为“教育口放开，对人口调控不力”，最后降低门槛的事也不了了之。教育部门在人口调控政策上的弱势地位可见一斑。

受到控人政策影响的不只是北京的“低端人口”，很多白领阶层也未能幸免。2014年北京市教委下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规定除了“五证”以外，入学子女家长还需要准备其他“相关材料”，“相关材料”的具体内容就五花八门了，有的地方甚至多达28项，很多家庭历经千辛万苦，跑断腿，甚至为此“假离婚”，最后也没办法让孩子入学。

这些政策本质上就是为了赶人，自然不会让人轻易通过。

然而，无论北京还是上海，用教育赶人的效果都不明显

教育赶人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控制小孩来赶走大人，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孩子无法在京沪上学，选择回老家后，那么理想情况下会带走两个大人。但是这个逻辑要想行得通的话需要先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有多少孩子会跟着家长来到大城市；第二，又有多少家长会因为孩子上不了学而跟他一起回老家。事实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出人意料。

根据2013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数据，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只有24％的家庭是携带子女进城的。换句话说，大部分农民工家庭仍然把子女留在农村，大城市想通过控制教育来赶走外来务工人员，恐怕在这些农民工身上使不上力。

另外，这个调查还分析了4000多名曾经返乡的人群，结果发现只有不到5%的人是由于子女教育原因而返乡，其他更多是因为城市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或者老家的收入有所提高。

所以，不管孩子从一开始就没跟出来，还是后来自己单独回去了，他们的父母依然留在大城市，数量并未明显减少。

那么，到底有多少城市流动儿童独自返乡呢？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北京大学的宋映泉做过一个长达5年的跟踪研究，结果发现，超过7成的流动儿童不上学后仍然继续留在北京，而且这一比例有增加的趋势。所以打工子弟学校的关闭，更有可能导致更多学生选择留在北京打工或者就业，而非返回原籍，这与行政部门最初“以教育控人口”的想法完全相反。

这可能与两种心理有关：一个是“放松心理”——“既然读书路彻底断了，索性踏实留京工作”，另一个则是“反抗心理”——“越赶我走，我越不走”。

总之，无论是外来务工人员，还是他们的随迁子女，在面临严格的“教育赶人”政策时，并不一定用脚投票，离开大城市，相反，更有可能继续蹲守。教育赶人效果并不明显。

相反，赶人不成功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值得警惕。

保障公民最基本的受教育权，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责。

留守儿童的问题无须赘述，留在城市的适龄儿童也因为无学可上，而又疏于管教，很可能成为问题少年，2014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北京奶西村三少年打人事件即是一例。在网络流传的视频中，三名少年用极其暴力的手段轮流殴打另一名男孩，殴打近十分钟后，男孩昏迷在地，其中一名少年竟然向男孩头部小便。据媒体报道，这些打人的孩子都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奶西村，几乎都是外来人口，家里没有什么钱，父母也很少管，不读书就经常混迹于网吧和台球厅，经常“打劫”比自己小的孩子。这是非京籍少年发展成问题少年的典型案例。

不管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们数量庞大，占全国儿童的21.88%，如果不能接受到很好的基础教育的话，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为此埋单。

根据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流动儿童接受地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义务教育，但是教育公平的法律却敌不过政府控制人口的文件，自然会激发家长和相关部门之间的冲突。虽然关停学校、紧缩入学看上去只是温文尔雅的行政命令，但是在长长的因果链背后，却隐藏着暴力本质，这让人不得不心生忧虑。

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的管理者，必须在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制定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的具体政策。不尊重公民权利的控人措施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

( 作者: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