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之都倒卖童工童工现象何时止？

最近，记者拍摄的一段暗访视频，揭开了服装行业的童工黑链条——在江苏常熟，很多服装厂都会通过中介从云南等地购买童工。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被骗到工厂里没日没夜地干活，只要不听话就会挨打；他们不干到年底就拿不到工资，只要想逃跑就会被扣押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甚至遭受暴力……事情披露后，政府介入查处。

童工现象屡被曝光暴露出社会的诸多问题

政府的查处佐证了视频的真实性，但其寥寥数语的公报没有太多信息含量。所谓“举一反三”之类的誓言，也像是走过场。假如没有媒体揭露，非法使用童工是否就可以无视？而且有足够的信息表明，当地童工绝非个案，也不是才出现的，政府立场与实情有出入。

需要强调的是，常熟童工现象之所以特别恶劣，在于其胁迫性质。它并不等同于大凉山童工因为贫穷的自愿打工行为，而是一种劳工贩售模式。说白了，常熟童工是现实中的工奴。许多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议论，混淆了这一点，以至于不能认清它的严重性，也是一种纵容。

比如有一种说法是，查处常熟童工的中介老板，会让这些童工失业，因此再陷入贫困云云。言下之意，是贩卖童工，压榨童工反而是帮助致富。这种颠倒是非的看法，兴许是常熟童工事件虽然恶劣但并没有引起大范围震动的原因。贫困与冷漠交织，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

当年山西黑砖窑事件一出，举国震惊。与常熟童工一样，它对特定弱势劳力存在的体罚暴力、罪恶奴役如出一辙。几年下来，类似的工奴事件已经激不起旺盛的愤怒。如果黑劳工事件一再击穿了国家文明的底线，然而又波澜不惊，只能说人心的萎靡不振令人发指。

童工事件有的出于对极端贫穷的下意识逃离，有的则像常熟童工这样源于资本主义精心的“捕猎”，从贩卖者按照年龄段供应童工可见一斑。被捕猎的童工无从指望，丧失自由，沦为长三角经济中可谓罪恶的一部分。这不禁让人联想：文明的贫困远远猛于经济的贫困。

这些年来，与儿童有关的社会事件不断展示惨烈的悲剧一面。在贵州、云南等地，连续出现流浪儿童或留守儿童冻毙、自杀等惨剧，显见本应由政府、社会、家庭共同捍卫的屏障相当羸弱。可事发时举国震动，事发后举世冷漠，逐渐也是常态，常熟童工无非是又一例证。

童工“禁而不止”显现地方监管漏洞

雇佣童工曾经是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中的丑恶现象，在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资本家残酷榨取童工的悲惨场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人道的童工制度早已被发达国家废弃。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南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也出现过雇佣童工的现象，随着政府逐步健全完善用工制度，该问题受到了明显遏制。如今在一个经济发达地区又出现大量童工，这表明在私营企业用工方面，政府监管还存在很大漏洞。

早在1991年4月，国务院就已颁布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用人单位被禁止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但企业非法使用童工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媒体与舆论的关注，法律的约束，也不能阻止企业使用童工。

常熟的一些服装厂招收童工、虐待童工，在当地已经成了较为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何执法监督部门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进行遏制？这已经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违法行为。服装厂通过扣押身份证，通过暴力相逼来强迫童工卖苦力。如果确认存在非法拘禁等情形，服装厂老板甚至涉嫌刑事犯罪。这些需要公安等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依法厘清并追究服装厂老板的相关责任。当然，对于非法倒卖童工的中介，也要依法予以追责。

企业非法使用童工，甚至粗暴践踏员工权益；孩子们如同成了被奴役的奴隶，被肆意盘剥，这些都不应发生在法治社会。目前此类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还普遍地存在，这是法治社会之耻，更是职能部门之耻。这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企业用工的监管，完善责任制，对于失职渎职的相关部门，也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保护儿童需社会、经济、观念齐上线

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对于儿童权益的保护不仅在社会层面失守，也在观念、认知等层面崩坏。湖南卫视刊播成人与幼童的角色亲昵节目受到欢迎，节目导向一种变态的“亵渎儿童的取态”，看似与常熟童工的处境不相干，但背后对儿童权益的无知践踏却又是遥相呼应。

在贫富分化、经济欺凌、观念陈腐和舆论失焦的状态下，常熟童工事件的真问题被一再模糊，也让掀动有针对的保护措施显得为难。保护儿童要在社会、经济、观念多个阵线上努力，这特别有挑战性，但也只有迎上去。哪怕世道再冷漠，反对常熟童工，反对奴役儿童，都是振奋文明底线的第一步，也是核心的意义。

( 作者: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