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疏忽导致孩子伤亡，是否该追究刑事责任?

从中国过去的司法实践来看，监护人疏忽导致孩子伤亡，很少会追究其法律责任。以“儿童被遗忘在车内闷死”为例，如果是因为父母疏忽大意造成，几乎就没有刑事侦查介入的先例;如果是被忘在校车内造成的，则幼儿园园长、接送老师、司机等都有可能会被判刑，而且毫无例外。

这样的“区别对待”是基于对两种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同的认知，与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家务事”观念息息相关。因父母粗心大意在私家车上发生的悲剧，法律认定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因为父母是加害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还有什么比失去至亲更残酷的惩罚吗?

但在此案中，不少网友持另外一种观点——孩子并非父母的私产，如果确实是因为父母的疏忽导致孩子的伤亡，不能因为嫌疑人是父母就网开一面，过失致人死亡罪不是摆设。

在观念上，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分析当事人的过错和法律责任，与对他报以最深的同情并不矛盾。厘清责任，才能更好地保护儿童。

具体到此案，警方应该主动介入，故意和过失的判断必然是刑法实务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根据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过失犯罪的可能性较大。但过失犯罪只有在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时，才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人才承担刑事责任。比如网友提到的“过失致人死亡罪”。

这就涉及到此案到底是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意外事故。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与意外事故的核心区别在于：一是有无能力预见，即行为人是否具有认识发生死亡结果的能力;二是有无预见的义务，即行为人有义务认识并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

所以最终家长是否负有刑事责任，负有何种刑事责任，需要更多的细节，包括当时人的心理状况、性格特点、智能水平、常识经验以及悲剧现场的具体情况。不过从现有刑法的规定和过往判例来看，“粗心”家长的行为即使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但由于社会危害性不大，也会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儿童福利体系极其完善的美国，对于监护人疏忽导致孩子伤亡的事件，最终的结果并非都要起诉，乃至入罪。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那些将孩子忘在车里的父母》里提到，根据美国国家儿童安全宣传小组的统计，60%的事件中，相关部门认为家长的疏忽非常大，后果严重，必须积极的用重罪来起诉。而在大约40%的这类事件中，孩子的死亡被认定是可怕的事故，不予起诉。

讨论责任归属，但不要模糊焦点

“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每逢类似事件发生，伊坂幸太郎的这句话就会被翻出来，用以谴责那些“不靠谱”的父母。

父母监护权的最基本的尺度是不能威胁孩子的生命安全，没有规则意识、安全意识的父母，确实值得谴责，否则他们会害人害己。但这不代表就要有罪推定所有父母，尤其是所谓的“低素质”父母。毕竟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习得为人父母的能力。而父母也不需要考试，真正需要考试的是负责儿童福利监管的政府。

把一切问题最终都归为素质问题，已经成为讨论此类事件的常态。托克维尔曾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指出：在美国，所有政治问题最终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而在中国，人们讨论问题习惯以素质总结一切。事实上，世俗眼中“高素质”的人也会犯同样的错，没有谁比谁更道德一些。在特稿《那些将孩子忘在车里的父母》一文中，对“什么样的(美国)父母才会把孩子忘在车里?”有这样一段概括——富人会这样做，穷人和中产阶级也会。所有年龄和种族的家长都会这样。母亲出现这样悲剧的比例和父亲一样多。心不在焉型的人和细节控同样都会这样做。半文盲和高等教育也没有区别。在过去的十年中，这样的悲剧发生在牙医、邮递员、社会工作者、警官、会计师、士兵、助理律师、电工、新教牧师、犹太教学生、护士、建筑工人、首席助理、心理健康顾问、大学教授和比萨厨师的身上。包括一个儿科医生家庭，同样也包括一个火箭科学家。

( 作者: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