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案来说，被告人的行为被判决构成走私武器罪，正是由于其购买的部分仿真枪被鉴定为真枪。但判决这个罪名明显存在争议。我国的刑法规定，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走私的仿真枪经鉴定属于“枪支”，确要以走私武器罪定罪处罚。

但是，仅仅符合枪支的鉴定标准，并不是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唯一条件，否则就是客观归罪的表现。行为人犯罪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也是认定犯罪必须考察的要素，即成立犯罪还需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定义就要求“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所以，枪支的鉴定标准并不等同于司法认定有罪的标准。再说，我国将走私武器类犯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中，显然意在惩罚那些意图买卖武器而获利的“军火贩子”，而不是收藏或是爱好仿真枪的“军迷”们。

据媒体报道，本案还有一个细节，是被告人的父母为儿子购买仿真枪支付了3万多元钱款，如果被告人真的构成犯罪，其父母明知儿子买仿真枪（后大部分鉴定为真枪）而为其提供资金，就应该与其一起构成共同犯罪。而司法机关没有这么做，显然，司法机关也不会这么做，这从反面也证明了被告人构成走私武器罪疑问重重。

判处无期看似“有法有据”，很大程度是死磕条文、机械判决的结果

法律规范的确定性要求和法律文本在客观上无法达到确定性，为法官的法律解释留下了余地。法律在形式上是理性的，在逻辑上也较为严密，但却不可能将社会生活情形囊括其中，使得法律的确定性永远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法官是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机械套用法律条文的——上述说法按理说很正确，但违背了我国一贯的司法说教，因为怕这种说法会让法官的意志超过条文，自行“造法”，因此司法系统一直要求“严格依法办案”。

但从这些涉枪案件就可以看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机械理解法律是有极大问题的，甚至会造成极大的冤屈。试想想，当大家脱掉警服、检察官制服、法袍以百姓的身份回到家中时，如果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给孙子女从小商品市场买了几把塑料玩具枪，就有可能涉嫌严重的枪支犯罪?这显然已不是我们通过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所意图追求的公共安全，既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也违背法治之追求社会大众福祉的初衷。

如今，从各地司法实践看，同样是买卖仿真枪的案件，有的判决罪名不同，有的甚至判决无罪，还有一些是和稀泥处理的，这不仅有损法制的尊严，也直接危害到相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同类案件各地判决差异较大，且民众反响也很大的这个司法问题，最高司法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回应？

( 作者: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