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由上看，游客在出游过程中，做出怎样的行为，与个体公民素养有关。公民素养因人而异，但一个成年人再怎么不懂世故人情，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总会受到一些基本价值观的濡染，比如节制、理性、利他等等。文明出游，正是要在这诸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克制自己逾矩的欲望，将基本的道德律令付之于实际行动。尽管自制力不太容易养成，但所谓“礼本非一时一事而成，积久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通过一点一滴的素质训练，必有助于砥砺自身，养成文明出游的习惯。

当然，当社会整体的公民素养“水位”不高，苛求个体文明出游是不公平且不现实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另一重含义是：当一个人通过财富积累实现阶层上升时，在新的阶层中，不知礼节会被视为异类，会付出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代价，而新阶层价值观的养成，靠的又是外在的一整套稳定且有序运转的制度与文化体系。所以，文明出游，除个体自制外，还需外在制度的助力。

文明出游需提升个人素养也需外在制度来规范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背后是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财务状况的改善，与之相对应的，为治理、防范由之带来的不文明旅游风险，国家也设置了相关的法律屏障。2013年10月实施的《旅游法》规定游客“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2015年4月起开始实施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更是实行“黑名单”制度，游客不文明行为一旦被记录，旅游主管部门要通报游客本人，提示其采取补救措施，必要时，还会向公安、海关、边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通报，甚至影响其今后的旅游行为。情侣在文物古迹八达岭长城上的刻字行为，影响足够恶劣，完全可以依照《办法》，将其拉入“黑名单”，限制其今后的旅游行为。

这也就是说，让文明旅游成为一种习惯，必须要有足够的惩罚机制相匹配。这也是一个国家公民素养提升的保障。

本质来说，不文明出游频发，是国民精神文化层次与经济实力出现了断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同样出现此种情况。让节假日文明旅游成为一种习惯，要承认现实，也要从个体与外在制度等维度提升国民素养。

( 作者: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