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讲，这两个层面如何优化，不是我国独有的难题，而是各国普遍遭遇的难题。

以美国为例，尽管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已较为完善，对假冒伪劣食品的禁止性法令出现在联邦法律和州法律的许多门类中，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食品安全现代化法、肉类检验法、肉禽制品检验法、蛋制品检验法等可谓巨细靡遗，政府监管主体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和卫生部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职能分工清晰，消费者联盟和其他公民团体也有强大的“公益诉讼”权力，但是食品安全事件仍时时出现，每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因食品中毒患病，在最宽泛的定义里，不少食品中毒事件既源于造假。在2014年和2015年，还有食安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这表明，美国食安领域的法律体系建设也还在进行时里。

不过，作为最早建设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的国家，美国的相关司法实践不无可借鉴之处。以2015年被处以美国史上最重刑罚的“毒花生案”为例，涉案者之一帕内尔因涉嫌在花生产品运输过程中伪造证据被定罪。而法官无需费力搜集涉嫌伪造犯罪的证据，仅凭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条款，食安事件发生后，相关经管人员可用违反道德罪的罪名被起诉，直接判处涉案者一年监禁和不超过25万美元的罚款——这就极大提高了判决速度和法律震慑力。“食品造假直接入刑”不妨借鉴。

在美国食品安全新闻网评选的2016年十大食品安全事件中，奥巴马经常去的CHIPOTLE快餐连锁店因墨西哥卷感染“诺如”等病菌被评为首位，这一事件导致500多人感染，100多人因此发起诉讼。美国消费者联盟、公民团体在集体诉讼中起了很大作用，加州法院至今仍在进行刑事调查。CHIPOTLE股价10个月暴跌50%。在这个最新案例里，消费者、消保社团、警方和市场，各凭制度赋权，形成了“惩恶”合力。假如形成了这样的合力，治理层面的弊端，自然容易破除。

当然，治理土壤、制度体系、国情等诸多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维护，不可能如出一辙。但可以断定的一点是，在构建严厉的司法体系的同时，扩大“消费者主权”，让民众成为维持食安法律体系的主体，是让餐桌变得安全的根本之道。

推动食品造假入刑是符合民心、民意

面对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如何才能让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始终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件大事。由此可见，食品造假行为如能直接入刑，不仅将加大惩处力度，也将大大提升震慑力度，意图食品造假者自然也会掂量得失，不愿、不肯、不敢在食品安全上造次。正如“醉驾入刑”取得的立竿见影效果一样，食品安全问题也有望不再成为公众心中的痛点。推动食品造假行为直接入刑契合民意、符合民心，应该对此举点赞。

( 作者: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