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案的辩护律师将问题核心置于立法层面，认为将国外代购的真药定性为“假药”并入刑值得商榷。

1997年《刑法》依照《药品管理法》的假药定义，不包括未经批准进口的真药;2001年《药品管理法》修订，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开始被认定为假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要件，这意味着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真药也将被追究刑责。

从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进口按更高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疗效优异的真药，只因违反行政管理规范未经批准进口，即直接认定为“假药”，这种管理方式着实过于简单。导致的后果是，销售了未经批准进口的“真药”会触犯销售假药罪，要比生产销售过期疫苗只定为生产销售劣药罪重得多，明显不符合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

因此，《药品管理法》关于假药的认定标准，修订调整势在必行，这也与国家层面正推动的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同情给药制度释放的政策善意相呼应。

百姓吃药难，吃药贵问题谁来救赎？

事实上，通过此事的本质还得归咎于这“穷病”。就像电影《我不是药神》所说的：“这仿制药是假药，但我们要救命，谁来救我们的命呢?”的确，一旦生起大病其最后结局往往都是人财两空，钱也花了，罪也受了，但人还是没法活了。

因此，要想解决这个棘手问题，有两种途径：要么强制许可药品专利，要么找人买单。

但强制许可却打击了药企探索药品创新研发的积极性，但要药企资本买单，也打击了资本的积极性。

加大国家医疗保险统筹能力 解决这个滚烫山芋

我想只有通过加大国家医疗保险统筹能力，尽可能将更多的“救命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范畴，并且完善药品管理法，集中医保谈判，降低药价。我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吃药难、吃药贵”的问题。

( 作者: 孟洋洋 )